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使用2012年度中国居民与机构公共卫生行为跟踪调查(CBPHS)数据,研究了健康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论文特别关注健康指标的选取对于结果的可能影响,分别用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综合健康状况来度量。本文发现,首先,健康状况更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并且客观健康状况相比于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较年轻的个体其投资风险偏好受到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再次,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健康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人群的投资风险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地影响高收入人群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偏好。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金融投资偏好与居民对健康关注程度的关联性

由于居民在选择金融投资时会考虑到自身经济条件和健康因素,因此居民对健康的关注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投资偏好.文中重点针对居民对健康关注程度对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考察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以及对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度.     

地方偏好、银行信贷与金融稳定

在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下,建立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决策函数并求解均衡,解释证明以片面的经济增长率考核政绩会激励地方政府争夺银行资源、同时逃废前期银行债务;银行目标不再是简单地追求正常经营收益,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升游说能力、欺诈中央银行和监管者、获取欺诈收入上,为了提升游说能力易于与地方政府形成联合与中央政府(或中央银行)讨价还价,不但积累了金融风险、使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冲突,而且使投资过热、经济调控效果减弱;改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法、强化金融体系独立性、健全保险救助制度及银行破产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宗教信仰、政治身份与企业投资偏好

文章运用企业家宗教信仰的直接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家的个人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研发型投资,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偏好于风险相对较小的关系型投资;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偏好具有不同的影响,笃信东方宗教的企业家相对于笃信西方宗教的企业家更加偏好于关系型投资;企业家的宗教信仰对投资偏好的影响因企业家是否具有政治身份而有所不同,相对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的宗教信仰会更加显著地正向影响关系型投资,表明政治身份可能会弱化宗教信仰在关系型投资中的作用。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超募、投资机会与公司价值

资本市场的不完美常常导致公司融资资金与投资资金的错配,IPO超募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此情形下公司投资机会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背景.文章选取2008-2010年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532家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是否应当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以及超募资金投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存在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但是具有不同投资机会的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不同,对于具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超募资金可以改善公司业绩,股票市场表现也较好.文章认为,对于具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应该鼓励其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浅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金融投资问题

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阐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及当下金融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金融投资的主要策略,旨在通过金融风险的预防与控制,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金融投资收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行为金融的本地偏好理论研究综述

本地偏好是一种重要的投资者行为现象。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视角对本地偏好理论进行了梳理,从本地偏好现象的存在、本地偏好的研究角度以及本地偏好产生的动因三个角度进行综述。本地偏好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是与影响投资者行为的有限关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银行金融科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当前,不确定性已趋于常态化,银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银行金融科技具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2013—2022年的银行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和企业贷款数据,探究银行金融科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二,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摩擦和降低期权等待价值两条机制发挥作用;第三,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因此,政府和银行部门要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强银行部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加强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健全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部门的金融参与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额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进一步对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显示：家庭的不确定性收入和债务负担会放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收入波动性越大的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有更大程度下降。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的社会交互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家庭使用互联网以及家庭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影响更大。     

家族企业形成方式、风险偏好与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系统考察家族企业形成方式如何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创业家族企业与改制家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在东道国以新设实体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且投资规模更大。特别地,当家族所有权较高、家族化年限较短以及董事不存在海外背景时,家族企业形成方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更强。进一步地,机制检验表明改制家族企业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稳健。相较而言,创业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创业导向和风险偏好,承担风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更强。在克服模型内生性、排除竞争性解释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验证了家族企业形成方式的组织印记效应,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差异。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权利能力

本文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更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投资者有效的社会性学习的替代作用;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另外,本文还发现投资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权利能力也就越强.研究结果表明,专业金融知识的缺乏与投资经验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特别是专业金融知识,加强投资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同时,应加强对各层次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经验的差别要求.     

产业政策偏好、社会责任属性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对民营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使受鼓励产业中的民营企业较易获得银行信贷,但并未相应提升企业绩效,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民营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由产业政策传导的社会责任,造成了民营企业行为的扭曲.在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本应选择退出市场的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下依然选择留在市场中,不仅降低了企业绩效,也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政策偏好于行政调控以及由政府选择产业内“优胜者”,激发了民营企业盲目超规模投资,不利于企业绩效和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规范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理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绩效.     

异质性风险偏好、市场摩擦与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和投资效应——基于Diamond世代交叠模型的理论分析

文章以个体跨期最优化行为为基础,从居民异质性风险偏好和市场摩擦视角考察了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储蓄与投资效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中国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引发境内外居民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跨境“局部转移”或“全部转移”,其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内外资金融企业及市场的绝对和相对投融资效率.其次,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有效提高社会中退休群体的消费水平,对年轻群体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则取决于代表性个体的异质性风险偏好:如果代表性个体是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的,则金融创新将使年轻群体的消费量增加、不变和减少,储蓄量和投资量减少、不变和增加,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规模减少、不变和增加.最后,政府应依据内外资金融企业和市场的相对投融资效率来确定金融创新的速度、深度和时序,以减小金融创新的“转移效应”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强烈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