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生产性政府债务与城市创新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创新力是支撑国家创新能力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关键，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视角，以“四万亿”计划的推行为契机，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生产性目的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支持效应、政府创新补贴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行政级别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但是以“借新还旧”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则难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倘若地方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目的，则可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用途债务资金的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条件，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制定方案。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政府债务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逆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高企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及其趋势的逆转是否会影响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的水平，其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选取163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衡量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背后的逻辑机制，并进一步评估“逆全球化”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全球化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一国（或地区）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非线性特征。为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通货膨胀趋势和通货膨胀周期。对于通货膨胀趋势，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标志的贸易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周期，贸易全球化会提升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周期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并通过贸易网络形成各国通货膨胀周期的联动。自2020年初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全球化的逆转造成了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更高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本...     

宏观审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范——基于微观企业风险的网络传导机制研究

自2018年起，中国开始全面展开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穿透式监管。监管旨在防止信用过度扩张、加强债务硬约束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是落实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举措。为考察这种宏观审慎措施的经济后果及作用机制，本文构造了隐性债务水平的度量指标，利用复杂网络理论估计了企业传递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开展穿透式监管后，地方隐性债务水平显著下降。在此基础上，对于监管前隐性债务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风险传染性和特质性风险水平均显著降低，表明隐性债务监管在微观上减少了系统性风险在证券网络中的传染与蔓延。以上微观影响在个股关联性较强、金融风险敏感度较高，以及所处地区金融风险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穿透式监管有效抑制了地方隐性债务盲目扩张，降低了地区信贷约束、信用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个股风险传染性和特质性波动。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微观传导效应，并为宏观审慎政策的评估方法提供重要参考。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

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辖区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8年债券发行市场的数据，考察受到地方政府“五年规划”鼓励的行业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研究显示，地方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发行利差，重点产业政策效应高于一般产业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效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和“退出”具有产业政策间和政策内的双重非对称性：一般产业政策“推行”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一般产业政策“退出”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重点产业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重点产业政策“退出”没有显著恶化企业融资环境。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信用增进、信号传递、隐性担保和流动性风险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稀缺性和支持力度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双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推行”能够显著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而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退出”不会恶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为地方政府遴选和退出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对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有启示意义。     

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出口贸易转型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衰减是否推动了贸易转型值得研究。本文采用全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城市人口老龄化指标,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转型,沿海城市与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转型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城市人口老龄化具有显著的要素成本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前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后者表现为科学技术投入促进技术进步,而新企业进入和在位企业一般贸易方式占比提高也为人口老龄化促进贸易转型提供了微观解释。进一步,基于出口边际效应和比较优势分解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促进贸易转型主要体现在出口集约边际,并且多集中于年龄增值认知技能密集型行业。本研究对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协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供应链透明度与公司避税

供应链是理解公司经营决策和财务行为的重要视角。本文从数量、业务占比和文本特征等多个维度构建公司层面的供应链透明度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路径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供应链透明度越高,公司避税程度越小,即供应链信息披露能够提升公司的纳税遵从度。路径分析显示,供应链透明度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少的利润跨期转移和异常关联交易。进一步地,当行业处于价值链上游,公司市场势力较大,外部治理机制较弱以及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低时,供应链透明度的治理作用更强。供应链结构分析发现,相比客户,供应商的信息透明度对公司避税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供应链透明度的独特角度加深对公司税收行为的认识,而且为优化供应链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股票市场国际联动与金融传染

为了更好地解释2020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问题，本文采用内生状态转移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统一分析框架，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特征，并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金融传染渠道提供了典型事实和经验证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股票市场是金融传染的接受者。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存在着随状态大幅改变的同时性市场联动关系。当经济从不确定性较低的状态转移到不确定性高的状态时，同时性的市场联动变得更加剧烈。本文结论与金融传染病理论的预测相符，而且表明金融传染主要渠道会随经济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与实际税负

企业集团作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组织形式，其实际税负的决定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内部资本配置的关键机制——决策权配置视角切入，考察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事实上，囿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问题的“黑箱”还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独立纳税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双重披露制”提供的研究契机，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伴随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集权程度的提高，其实际税负显著降低。机制检验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企业集团税收负担的作用路径包括提高决策权与税收专业知识的匹配程度、缓解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促进组织间协调等。进一步研究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实际税负的作用在子公司业务承担比重较高以及子公司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实际税负下降对企业集团价值的提升作用在集权管理模式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企业集团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的新经验证据，而且也丰富了决策权配置经济后果领域的学术文献，对理解决策权配置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向产业结构与最优减税策略：结构性减税的理论基础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持续推行了一系列减税改革,改革特点是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本文侧重研究结构性减税的逻辑。结合中国上游产业竞争较弱、下游产业竞争较强的特点,通过构建纵向产业结构模型,本文研究了减税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而推导出最大化上下游总体减税效果的最优减税策略。研究发现,相较于对上游征税,对下游征税能更有效地筹集税收,但是会导致经济总产出下降较多。当市场变得不景气时,最优减税策略取决于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若政府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应采取对下游减税的策略;若政府目标是税收收入,则应采取对上游减税的策略。最优减税策略取决于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两大目标的权衡,当前经济形势更倚重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减税重点在于对下游产业减税。本文还创新性地研究了对上下游均征收增值税的情形。本文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结构性减税的实践,有助于指导未来税制改革。     

国内国际双循环生产网络的冲击传播：特征与模拟

本文在对接国内与国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循环生产网络框架，提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循环指标，识别部门冲击在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传播与衰减特征，并测度了中美经贸摩擦冲击的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双循环生产网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呈现内循环占主导且动态提升态势；双循环生产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且暴露出不同的风险点。区域风险表现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间品和最终品供需的多重风险。产业风险表现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中间品对外需求依存度和最终品对外需求依存度都相对较高；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较高；石油加工等能源型产业则表现为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偏高。内外循环生产网络的不对称性有所提升，少数部门逐步成为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关键部门，部门冲击对于总体波动愈发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全局抽取法模拟了中美全产业断链、特定产业断链、供给侧和需求侧断链三种情景所造成的GDP损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构建区域—产业维度的生产网络风险精准防控体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网络的对...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跨国研发下国有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策略

随着技术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技术选择将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构建了国际混合寡头竞争模型，考察同时存在国内国外技术交易渠道下国有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策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最优技术国产化比重随专利价值的提升而增加。当专利价值较低时，国有企业应当同时使用本国与国外的技术以平衡研发效率与专利使用成本，即“国际分散选择”；当专利价值足够大时，为避免国外企业拒绝授权带来的供应链产业链冲击，国有企业应实现产品技术的完全国产化，即“本土集中选择”。偏离最优技术选择策略，国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可能降低整体社会效益，特别是国有企业完全依赖国外技术的选择会降低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效率与利润水平，损害社会福利。进一步，本文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在专利价值足够高时，为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实现选择技术的完全国产化，应在产品市场上鼓励跨国研发企业间竞争以提高整体创新动力，同时在技术交易渠道上鼓励跨国研发企业深度合作以提高整体创新效率。本文揭示了技术市场中国有企业的策略性技术选择的影响机制，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