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2-2020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杠杆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提高银行杠杆率渠道来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

本文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可变的LTV上限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代表,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3-2012年的微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这两大工具在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杠杆率变动及其顺周期性中的作用,评估了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这两大工具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和杠杆率变动,而且通过其逆周期调节,能够有效降低银行信贷扩张和杠杆率放大的顺周期性,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控是有效的。由于其传导机制的不同,准备金率的调控效率在不同类型银行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可变的LTV上限对五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效力则要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研究结果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科学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

央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与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今年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进一步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本文主要介绍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及该体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央行：进一步强化宏观管理 提高宏观调控有效牲

央行在目前发布的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谈到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时强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总量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随后，央行宣布了今年的首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业内专家分析讪为，审慎政策框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结合起来，并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的适度调整，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监管部门和学者认识到单独的货币政策不能使经济平稳发展,由此引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政策如果合理搭配,则可以使经济平稳发展。文章主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目标、工具、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过度借贷的负外部性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设计

宏观审慎政策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是否改进社会福利、如何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配合,而鲜有对更根本的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的探讨,也就难以真正触及最优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更难以设计最优政策。本文基于过度借贷负外部性的视角,系统阐释了"过度借贷-负外部性-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机制。具体地,本文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无政策干预下借款人的过度借贷行为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导致经济陷入借贷约束收紧、消费减少、资产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政府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干预借款人的过度借贷行为,当借贷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时,宏观审慎政策就实现了最优设计。在此基础上,数值模拟表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大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在当前实体经济高杠杆危及经济金融稳定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宏观审慎政策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国外央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新定位、新实践与新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健全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央行就一直积极探索和推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特别是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机制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这标志着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一步完善.借鉴国外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国外央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新定位与新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并给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新启示.     

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路径与“十四五”时期债务管理

宏观杠杆率是考察稳增长(GDP)和防风险(总债务)的重要指标。通过推导中国宏观杠杆率(债务/GDP)的演进路径,并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路径遵循logistic曲线的形态,呈现先快速上升后增速逐渐减缓、最终收敛于一个增长上限的变化过程。根据2008年以来数据拟合的演进路径方程,推算了“十四五”时期为实现既定经济增长目标所需要的杠杆率水平和债务规模增速,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杠杆率水平的风险,并考察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调控杠杆率中的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研究

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以及微观审慎管理的局限性,使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当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而系统性风险及其测度则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问题。在诠释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管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按概率分布研究方法、未定权益分析法、流动性不足、金融网络、宏观金融与压力测试六种方法,评述了国内外系统性风险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是,系统性风险的驱动因子及演变模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管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管理的关键是,运用合适的政策组合工具及时有效地发现、测度与管理系统性风险。     

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及融资杠杆率探析

小额信贷机构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较之于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体,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信贷资金来源受限难以满足现金需求,融资杠杆率低制约着其资本收益率,这些都限制着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对比国外成功经验,我国应给予小额信贷机构更多政策扶持,提高其融资杠杆率,拓宽其资金来源。     

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核心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次贷危机后,人们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对于由谁来扮演监管主体则存在很多争议.本文研究指出,中央银行所承担的维护金融稳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等职能,使其能够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核心作用.次贷危机后,美、欧、英、法逐步调整了监管格局,表明对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中央银行的核心地位认识比较一致.本文通过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麦克洛姆规则的检验,证明其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具有有效调控的能力.指出我国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扮演监管主体角色,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

本文构建纳入六类宏观审慎政策的DSGE模型,并考虑总贷款、房价、资本金三类金融稳定目标。研究发现,信贷需求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优于信贷供给类,原因在于信贷需求类政策对信贷投放等调控更直接。进一步地,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为,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其盯住的目标要保持一致。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在实现三类金融稳定目标时,需要相互权衡。政策前沿曲线结果显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性明显优于盯住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双支柱”调控框架与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抑制缓释还是累积加剧

如何搭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基于我国上市银行数据,本文采用CoVaR方法衡量影子银行导致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系统考察“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针对借款人和银行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起到显著的“抑制缓释”作用;影子银行规模是“累积加剧”和“抑制缓释”效应的渠道,流动性分层则是“累积加剧”效应的渠道。结合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情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结论对于“防风险”目标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系统性风险、抛售博弈与宏观审慎政策

遭遇负向冲击,银行会依据资产的流动性差异选择资产抛售并因此形成风险传染。微观审慎抛售是先出售流动性程度较弱的资产,宏观审慎抛售则是先出售流动性程度较强的资产,且微观审慎抛售作为纳什均衡结果会导致更高的系统性风险。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导致银行合作的激励机制。基于此理念,本文通过博弈论分析并结合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测度出"窗口指导"、"流动性注入"等宏观审慎政策的时变政策成本与收益,发现"窗口指导"政策优于"流动性注入"政策,并以此提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顺序。本文通过总结分析政策实践情况,论证了上述宏观审慎政策的可行性及实施顺序的合理性。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了介绍,并对近年来中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探索进行了梳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本文认为,建立高水平的金融稳定办公室,建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联系机制,开发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基础。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