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机理与测算

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分工格局,对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效果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初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努力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匹配,在此条件下实现的技术进步只是一种"幻像"。一旦代工企业有可能更进一步攀升到价值链高端时,就会触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形成"技术进步悖论"。在非对称的贸易模式下,全球价值链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有中心和外围、主导和依附关系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技术创新的"锁定效应"和分工固化风险更加突出。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利用2007—2016年我国2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多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术进步呈倒U型关系。因此,需要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国家创新链。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本土工业机器人技术进步的影响

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工业机器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未来机器人+互联网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中国虽然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的第一大市场,然而,本土工业机器人产业却存在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差、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究其原因,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还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实证研究表明,本土企业通过零部件出口、为FDI企业配套生产零部件以及进口关键零部件等方式,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会产生“嵌入中学习”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进而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效率——来自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出发,实证探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更换计量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城市碳排放效率的重要传导机制;借助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产业结构门限特征。据此,应持续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建立差异化碳减排机制、统筹兼顾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     

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在数字革命蓬勃发展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趋势下,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新动力。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大数据测度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赋能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效率共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对价值链嵌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拓展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者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应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外贸企业深度融合,对各类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并进一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外贸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奠定良好基础。     

自主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升级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处于一种从属、被支配的地位。这需要推动产业升级以改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产业竞争力。嵌入产业的升级离不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自主创新实施才能逐步市场化,从而全面打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低端锁定。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依据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2000—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国际产业转移情况,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产业向外转移。劳动生产率提升、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有利于产业向外转移,而过度投资和行业垄断则导致产业向内转移。第二,分行业类型检验结果表明,中低技术行业产业转移对于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随着服务领域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构建制度质量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机制,以全球61国跨国面板样本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显著正相关,且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此外,研发支出、产业结构与信息基础设施在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提出优化制度供给、打造高质量营商制度环境等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建议.     

贸易壁垒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面对贸易壁垒对于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文章构建了贸易壁垒与中国细分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采用GARCH(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TGARCH(门限模型)以及MRS(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等范式,系统分析了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业与农业四个垂直产业全球链嵌入的实际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贸易壁垒的自冲击效应呈现明显波动性,反映了贸易壁垒具有高波动、缓收敛的特征.第二,贸易壁垒冲击对各细分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具有迥异波动态势,贸易壁垒在不同阶段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对中国制造业与能源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程度呈现阶段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呈现阶段反转效应.第三,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具有动态时滞性,且这一影响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与状态转换效应.     

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

本文利用包含中国不同区域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供给与需求的双重视角考察在参与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的过程中,中国各区域之间以及它们与亚太各经济体的增加值互动关系,并从增加值绩效角度分析中国各区域参与NVC和GVC的增加值收益。基于对包括中国不同区域在内的亚太各区域出口增加值构成的完全分解,本文发现中国各区域在增加值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向极性";同时,中国内陆对沿海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的"礼尚往来"特征显著,沿海地区则对美国和日本而非对内陆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具有更为明显的"礼尚往来"特征。在参与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上,NVC高于GVC;在参与NVC的增加值收益率上,内陆区域基本都高于沿海区域,而在参与GVC的增加值收益率上则是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中国各区域参与价值链带来的增加值收益大部分来自参与本区域价值链;参与NVC以及GVC对中国各地区带来的增加值收益特征呈现与增加值供求特征的高度契合性,表明紧密的增加值供求关系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     

生态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基于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生态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激励创新政策工具并已开展实践探索的现实背景,从区分各省不同的激励方式入手,采用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构建地方政府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出这项制度创新对城市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1)“奖励型”和“惩罚型”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果,前者有助于提升环境投入,后者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此外,采取直接筹资和一般性拨款对激励效果也具有促进作用.(2)地区间恶性环境竞争、高污染行业比重过大和地方财政能力不足都会阻碍制度效果的产生,其负面效应甚至可能超过生态转移支付的正面作用.这说明现行体制限制了生态转移支付激励作用的发挥.(3)目标协调和制度设计是提高激励效果的关键,目标协调应以扩大地方政府生态服务职能和弱化“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动机为先导,制度设计应以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为根本.     

中国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区域特征

从区域经济前向关联视角,构建了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相统一的、产业-区域双视角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考察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中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内向性"特征较明显;分区域考察,中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Trade,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and Global Pollu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 model with global pollution that accumulates over time because of production emissions in each country. If countries cooperatively determine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utarky and free trade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costs generate the same optimal solution. By contrast, i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determined noncooperatively,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global pollution and welfare are ambiguous because policy games can result in multiple equilibria. Although trade increases both the lower and upper bounds of the pollution stock, whether trade expands the range of possible steady‐state pollution levels is ambiguous. The analysis then extends to consider trade c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