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如何使二者实现政策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与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借助2009年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改革引致的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为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较高污染行业、非出口企业以及在位企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减免激励使企业得以快速更新设备与技术投资,并提升污染治理能力以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前者能显著增强后者的实施效果。此外,文章还推算了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弹性,资本税后成本每下降1%,企业排污强度下降0.71%-1.64%。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减税降费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机理研究

税收优惠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从3个方面来激励企业R＆D投入：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R＆D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R＆D资金来源,从而刺激企业增加R＆D的投资;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R＆D投资的风险损失,降低了企业R＆D投资风险,从而鼓励企业提高持有R＆D资产的比例：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R＆D人才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企业投资R＆D人力资本的成本支出．从而提高了R＆D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转型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2009年1月起,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有别于之前基于财务指标衡量税制改革经济后果的方法,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非国企的效果强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受益程度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且,政策效应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倒“U”型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能源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能源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东道国经济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进行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此外,东道国经济风险则会抑制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     

互联网能带来企业效率提升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文章运用2001-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仅促进在小城市、农村地区的企业效率提升.此外,开发区与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变换企业效率算法,结果也依然稳健.研究表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十分重大的...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企业异地投资——基于增值税五五分成的准自然实验

财政激励作为调节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税收分成改革呈现不同的财政激励效果,引发地方税收竞争并传导至企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成改革作为财政激励的外生冲击变量,通过构建强度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税收分成改革带来的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研究表明：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会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扶持本地企业留住税源,并抑制企业异地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对高财政自给率地区还是低财政自给率地区,增值税分成比例变化均表现了强烈的抑制效应,且在低组别的抑制效应更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直接控股的地方国有企业和异地投资比例较高的企业进行管控;改革带来的激励变化会促进企业信贷的获得和政府补助的提高。因此,建议提升流动税基的中央集中度,弱化地方政府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动机;建立“赋权—控权”的财政激励机制,抑制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及市场分割现象;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和控制。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高管报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数据及财务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现状及其报酬绩效联系.我们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变化与当年的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会计绩效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每增加100万元,高管平均报酬仅增加3.8元;上市公司市场异常收益率每增加10%,高管平均报酬增加1.58%.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公司报酬绩效联系不同.     

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从政策工具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尤为必要。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前瞻性有效税率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其中“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业导向强化效应”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阶段税收激励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投资转型,并且税收激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所处创新环境更好、高新产业、管制性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此外,税收激励与财政激励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加大“减税降费”改革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基于有效创新供给视角改进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目前实施的研发投入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存在加计扣除项目难以界定等影响其实施效果的固有短板。文章认为基于创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创新供给。第一,基于企业创新产品收入的税收激励政策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评价功能,有利于激励企业从事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活动,增加有效的创新供给;第二,基于创新产品收入的税收激励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的信息单一,容易实现政策弹性,能够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改善激励效果;第三,基于企业创新活动产出的税收激励政策有利于激励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对创新产品收入减税带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有效创新供给,从供给侧改善企业的创新效率。     

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创业板企业的经验证据

创新活动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更离不开企业自身资源条件的支撑。聚焦企业的资产资源,选取2015—2019年我国创业板企业的数据,研究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持有一定的现金资产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存货资产占比反向抑制创新投入,要缩短存货周转期;持有固定资产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能够充实企业内源融资资源,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高。总之,合理配置资产资源、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至关重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减税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基于西部大开发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提高其经济效率,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减税政策是重中之重.文章以西部大开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减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能够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名义税率每下降1%,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0.38%-0.75%.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减税有利于存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减税可以刺激更多的创业活动,而新进入企业比存续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小企业比大企业对于减税政策更加敏感,而且减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先增加后减小,存在长期收敛效应.文章为我国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今后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生命周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生命周期的动态层面研究高管激励中的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普遍偏低,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生命周期下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阶段,主导的薪酬模式是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且两者在促进创新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在成熟期阶段,三种薪酬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都有促进作用,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两两间存在互补效应;在衰退期阶段,在职消费成为主要的激励模式,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中任意两者间也存在互补效应。因此,企业可以利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投资力度,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采取不同的薪酬激励组合策略,进而发挥三种薪酬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