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与资本的空间极化——基于我国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09年我国653个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后,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人左右。城市中来自相异省份的新移民可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发,采取共赢、利他不损己或利己不损他的行为模式,提升集体幸福感,来自本省或相似省份新移民的理性行为模式是选择前往这些省市中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而当前我国城市移民净流动量的空间格局表明,新移民总体而言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帕累托改进,在地理空间选择上存在客观非理性现象。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引导移民在空间上实现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     

聚集经济、市场拥挤效应与城市规模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市场拥挤效应不显著,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城市规模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研究也印证了以上的结论,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聚集经济效应就越大,城市自我膨胀的趋势也就越显著。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公共服务分析与思考

文章就大数据在产业创新与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两大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分析,对公共服务领域信息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公共服务平台机制设计与建设规划思路,期待对补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信息化短板有借鉴意义。     

用经济效益的观点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

运用“门槛”效应理论和效益———成本分析法探讨了城市合理规模的确定原则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入手 ,分析影响我国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 ,指出用经济效益的观点来探讨城市合理规模的重要意义。     

人才政策营销的要素内涵与作用机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人才政策一直是我国抢占人才高地、谋求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但是，在积极向好的总体趋势下，区域间人才政策内容同质化与持续加码的财政压力、部分人才专项经费过剩相互叠加，形成当前国内人才政策在内容创新层面的“内卷”困境，亟待寻求政策内容以外新的竞争增长点。以此为出发点，将营销概念引入人才政策，遵循方便取样原则，选择浙江省96名人才政策工作者和人才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深度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提炼出与人才政策营销相关联的6个理论要素。结合访谈过程中涌现的问题主线与既有理论线索，构建人才政策营销机理模型，刻画人才政策营销发生作用的3条解释路径，即政府行为—人才体验机制、交换机制、主观能动性调节机制。     

政府人才政策、人才需求与初创企业成长绩效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初创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加不确定,初创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高速成长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选取南京市3家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对该市政府实施的人才政策及3家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最终构建了高科技初创企业成长绩效提升路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高科技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将人才需求与市级政府实施的人才政策进行匹配,寻求市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找出限制自身成长的瓶颈,并通过整合资源实现科技创新,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成长绩效。     

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协同创新网络和人才集聚效应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已有文献很少对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进行研究。基于太原市168家科技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网络对人才集聚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集聚效应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集聚效应在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1997-2006年中国21个代表性省市相关数据,在Lynn MacDonald(2008)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引入其他一些决定模型的因素,运用固定效应GLS(Cross-Section Weiht)计量方法考察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的改革思路有所偏离,从而引发我们对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实质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城乡公共服务统筹治理的制度分析——以国家统筹城乡试验区成都市为例

面对日趋扩大的城乡差距,改变原来缩小城乡差距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既有思路,代之以还应包括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新认识。通过城乡公共服务的统筹治理,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和平等发展。本文以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为例,对城乡公共服务统筹治理与制度创新作出分析探讨,认为应从完善地方立法、改革地方财政制度、扩大政府购买服务以及调整政府政绩评价方法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近年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 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外部风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外部风险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且外部风险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显著正相关。为了抵御外部风险,必须把一部分经济资源配置到政府部门,以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以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维度测度区域企业家精神水平，并从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双重视角，全面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不仅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互联网可以成为新时代下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由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具有显著非线性门槛特征且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其中，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规律，具有网络效应；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高水平陷阱。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互联网＋企业家精神”融合策略。     

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作为人力资本,语言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就业及人们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与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作为公共产品,语言本身就可以直接影响到语言政策的选择与制定;作为制度,语言不仅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还影响着其他制度安排的效率。就现有研究而言,围绕命题一的研究已经是语言经济学中非常成熟的一个领域,而围绕命题二、命题三的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前景极为广阔,都是语言经济学亟待研究和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有理由认为,语言经济学的后续研究大体上可以以这三个命题为支撑,或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或是围绕着它们而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可以构成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专利诉讼的时空选择机理——一个基于动态竞争视角的理论框架

鉴于专利诉讼数量显著增加，并超越单纯的法律案件性质，专利诉讼已成为企业动态竞争中的重要武器，进而成为企业专利战略管理的关键环节。从动态竞争角度看，专利诉讼的时间和地点选择对诉讼结果以及竞争的影响尤为关键。通过总结专利诉讼研究文献和动态竞争理论，从动态竞争视角构建专利诉讼时空选择机理、效应的理论框架模型，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也有助于企业把握专利诉讼的本质，在动态竞争中积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