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框架与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抑制缓释还是累积加剧

如何搭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基于我国上市银行数据,本文采用CoVaR方法衡量影子银行导致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系统考察“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针对借款人和银行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起到显著的“抑制缓释”作用;影子银行规模是“累积加剧”和“抑制缓释”效应的渠道,流动性分层则是“累积加剧”效应的渠道。结合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情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结论对于“防风险”目标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9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政策利率降低和货币政策波动性增加都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2)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相对更为激进;(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周期形势下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货币环境、信贷扩张期和经济下行期的作用,要分别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信贷紧缩期和经济上行期;(4)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更加激进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5)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基于“双支柱”的组合式调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多重目标的不足。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银行)的无限期动态新凯恩斯模型,并在该框架之下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在理论视角下,本文将银行资产端所包含的资产泡沫简称为银行泡沫,并构建了“加速—缓冲—挤出”分析框架,用以刻画银行泡沫波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传导效果和对应的理论机制。加速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致使金融系统放大经济波动;缓冲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降低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挤出机制则是指银行泡沫会挤出银行对于生产资本的配置,导致宏观经济“脱实向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通过调节资金成本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来应对资产泡沫。基于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定量分析表明,当银行泡沫的加速和缓冲机制占主导时,逆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系统稳定,实现“防风险”和“稳经济”的双重政策目标,且两类政策间的有效协作与配合能更大幅度地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当挤出机制占主导时,最优政策组合则需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波动来源进行调整,进而在“防风险”和“稳经济”之间寻求平衡。     

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的配合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宏观审慎思想将货币政策立场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引入信贷传导模型,拓展剖释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工具的配合机理,并以2001-2013年3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偏好,增大信贷投放,加剧其亲周期性,反之亦然;货币供给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时,“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响应尤为积极;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能够有效抑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高风险承担.因此,货币当局需兼顾调控目标和稳定需求,全面研判银行体系的复杂性,谨慎选配政策工具,精准操控旋钮力度,有序牵引银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稳妥性与针对性.     

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2000—2010)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0年间的经济金融数据,应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法,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受市场结构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影响。这说明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并非中性,我国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其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以促进经济金融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述评

近年来,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存在着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对风险识别或风险容忍度的影响,进而影响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以及风险定价.大量研究证实在低利率的环境中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具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意愿.本文将对有关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期为政策当局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

本文构建纳入六类宏观审慎政策的DSGE模型,并考虑总贷款、房价、资本金三类金融稳定目标。研究发现,信贷需求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优于信贷供给类,原因在于信贷需求类政策对信贷投放等调控更直接。进一步地,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为,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其盯住的目标要保持一致。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在实现三类金融稳定目标时,需要相互权衡。政策前沿曲线结果显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性明显优于盯住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