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实证分析文献大多忽略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但具有基于制度层面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上述两类分析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的估算方式因忽略基础设施而低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优化地区基础设施的结构投入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财政压力、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本文基于2004-2013年全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各地区所肩负的财政压力越大,对金融的抑制程度越高.受制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的确有干预地区金融资源的行为;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虽然提高了劳动力及资本的增长率,但却显著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持续性。运用OECD推介的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估算,指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数据财政加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已经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本文讨论了数字中国背景下中央地方协同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路径。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关键在于以数据财政制度设计引领数据资源有效汇聚和有序开放为基石,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轮驱动为战略抓手,以新型数字化人才队伍、创新载体和新“两化”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同时需要央地协同,加快建立健全数据收储制度、数据激励政策、数据返还制度,推进政务数据资产评估与授权运营。释放政府侧建设需求和数据场景,引育并举打造数字产业化企业,构建主体汇聚、活力高效的数据要素产业生态体系,激活数字经济新动力。此外,需要多管齐下,建设本地化数字产业队伍,打造数据要素产业创新载体,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释放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大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论“财政经济增长系数”

一、问题的指出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都一再表明,财政与经济之间辩证的统一,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需要遵循的一条客观经济规律。它告诉我们两个基本原理: 第一,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之源在于经济发展,唯有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为政府财政开辟和扩大生财、聚财之源。因而,就总体而言,是经济决定财政。正如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未     

财政分权、转换系数与经济增长

在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以往文献多是注重规模因素和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事实上,结构因素、需求层面和调控层面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基于此,本文通过引入转换系数这个概念,构建了一个集规模因素与结构因素、供求力量与调控力量于一体的集成型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模拟得出经济体系中的转换系数在现阶段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最为显著;进而指出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另外,作为案例,本文综合计量和模拟等数学工具,就SARS对经济的冲击与政府抗击疫情和挽救市场进行了模拟。     

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表明曾经在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要素结构变动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改进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     

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的关系,在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消费则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优化财政住处结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一个包含数据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生产率效应与数据要素化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独立生产要素,是科技创新的新引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纯数字资产与数据匹配性投入共同组成数据要素化投入的角度理解数据生产要素化,使用数据匹配性投入综合得分对中国数据要素化投入进行时空分析和生产率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数据要素化投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数据要素化投入对经济产出的积极作用,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据匹配性投入价格持续下降会影响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数据生产要素的使用带来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数据生产要素化基于数据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融合,能够加快数据确权,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从而推动产业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地财政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1989年政府开始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实施土地财政以来,地方政府在改善本地区基础设施,引进投资项目,优化本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解决居民就业,提高人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由于土地财政收入的示范效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困扰:土地资源使用项目不合理,房地产供求失衡,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并存,给银行信贷和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巨大的风险,环境污染使得经济的有效增长降低。基于土地财政可能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该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系列建议。     

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文献述评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增长转型是必然之趋,国内外学者在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本文选择从效率视角出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两个维度分析了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路径选择.文中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论,最后评述了当前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展望.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