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预期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上市企业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经研究发现：碳减排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抑制私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其碳减排约束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则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建立双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得到:碳减排约束在企业创新预期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或者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预期处于门槛值0.011 8～0.017 8时，碳减排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基于碳中和进程的测度与分析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科学量化我国碳中和进程,并考察相关政策效果,总结分析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本文首先从区域总体、人均和能源消耗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能够反映我国各省份碳中和进程的指数体系,总结了其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省级经验数据,深入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推进我国各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并通过碳排放和碳吸收(即碳汇)两端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改善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效率两个渠道促进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本文研究为实现“双碳”目标、建设健全中国碳市场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证证据和政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促使企业通过碳市场对碳排放配额进行公开交易,是促进企业低碳发展的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会改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最终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促进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2）当碳市场激励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行政处罚力度较小、减排设备的研发资金更充分时,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3）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这一路径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同步提升也是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因素。研究结论为企业科学合理地设计碳资产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欧班列开通与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文章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了沿线城市低碳发展；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推动中欧班列建设及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与影响机制

欧盟实施CBAM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转移带来碳排放转移效应，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与构筑新型国际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全球碳排放转移特征事实，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转移而引致碳排放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利用全球67个经济体跨国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碳排放转移效应，且在中低收入国家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转移污染产业和改变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转移至东道国；进一步分析证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数字经济和加强腐败控制是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转移效应的有效途径。研究结论为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推动产业升级以及全球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与影响机制北大核心

欧盟实施CBAM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转移带来碳排放转移效应，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与构筑新型国际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全球碳排放转移特征事实，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转移而引致碳排放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利用全球67个经济体跨国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碳排放转移效应，且在中低收入国家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转移污染产业和改变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转移至东道国；进一步分析证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数字经济和加强腐败控制是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转移效应的有效途径。研究结论为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推动产业升级以及全球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问题的思考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公共问题,为此,各国家都开始实行节能减排政策。国家间的合作使碳排放权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使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可能,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此产生。然而,国内外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文章从创新的角度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对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计量问题有所启示。     

双向投资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基于2009—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文章使用熵权法测量省级层面就业质量,并探究双向投资对其产生的影响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呈“U”型关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存在经济区位和前期就业质量水平上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城镇化、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呈差异化影响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我国应当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按照经济区位、就业质量水平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综合运用和发挥科技、社会条件的调节效应,以期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了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这种提升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中；通过检验沪深港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发现沪深港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两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改善投资效率吗?——基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角

以2016—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角，深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承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改善投资效率，不仅能够缓解过度投资，而且还可以抑制投资不足，融资约束在改善投资效率、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履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行业竞争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并且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区域减排效应——基于PSM-DID模型

选取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区域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降低了试点区域的碳排放量。经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引起试点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来促进碳减排,加快了试点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了清洁低碳能源的消费比例,减少了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通过协同减排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发挥了协同减排作用,减少了二氧化硫等其他污染物排放量。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以及2015年该政策优惠行业扩充至四个重点领域的政策背景，将这两年的政策冲击准确识别并压缩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量进而促进企业投资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异质性检验证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盈亏状况、不同税率水平、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规模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且其对盈利企业、高税率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税收政策与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及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机理，对我国结构转型中的税收政策调整以及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环境改善与企业投资效率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的背景下，企业投资效率问题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文以关键审计事项段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否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向市场提供增量信息，这会影响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行为以及企业的信息质量，继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管理层低过度自信、分析师关注程度高、机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文本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相关事项、企业层面事项等披露内容越详细、可理解性越强、精确性越高，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我国碳排放权初始会计计量政策研究

近期,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征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明确了碳排放权初始计量的有关会计政策.本文在对国内外排放权初始会计计量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对我国碳排放权初始会计计量政策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共有文化印记与企业对外投资

历史上，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留下了不少共有文化印记。本文通过构建2000-2019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实现。文章发现，妈祖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有文化印记的重要来源，中国企业对存在共有文化印记的国家投资额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和企业的差异性影响，在高风险地区共有文化印记促进投资的作用更为显著。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对民营企业投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我们以来华游客数量作为民心相通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研究——基于新古典超边际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人均产值低、城市间发展差距大等制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忽视。化解当前难题需要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与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偏好、城市群交易效率的关系。新古典超边际分析理论从分工视角、以超边际分析模型为手段为城市如何选择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指明道路。集聚模式影响城市群交易效率，进而影响宏观分工水平；反之，交易效率的改进能够提高城市群绩效，推动能够体现微观主体偏好的集聚模式变迁。在城市群分工深化、广化过程中，城市通过将宏观效率与微观意愿结合的方式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大城市“行星环”辐射作用，构建城市群功能互补的“拼图式”格局，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的区域碳减排效应

推动经济社会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发展与区域碳减排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在使用工具变量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降低区域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在环境政策越宽松、金融发展水平较落后以及市场化进程较缓慢的地区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赋能”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来自282个地级市的证据

2017年“用能权交易”试点制度正式开始实施。作为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水权4个环境权益交易机制之一，“用能权交易”试点制度能否以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从而推动地方产业转型有待分析。基于2014—2019年共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索“用能权交易”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不明显，且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