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支出与健康的影响

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Heckman模型、两部模型、面板Logit模型和排序模型等方法,在系统控制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医疗保险促进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增加了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总支出,提高了老年人的及时就医概率;(2)医疗保险虽然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但是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尚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3)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医疗负担。     

医疗保障对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的效应分析

根据2008年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CLHLS),实证分析医疗保障对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产生的经济影响,结果发现,医疗保障从整体上对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存在挤出效应,减轻了老年人的家庭医疗负担;医疗保障对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医疗保障对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体现出群体性差异和非均衡性.出现这些情况,其根源在于医疗保障自身的运作机制以及医疗卫生制度存在各种弊病,建立公平、按需分配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根本出路.     

多元化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与居民医疗负担——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和宏观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补需方”和“补供方”维度来看,两项支出对医疗总费用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主要体现在住院费用方面。“补需方”有利于降低自付费用进而降低患者医疗负担,而“补供方”则会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2)“强基层”对各类医疗费用均呈现出不同的降负效应。(3)各分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分别通过提高患者就诊频次、增加医疗资源和提高疾病防控能力等渠道,进而对医疗费用产生不同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优化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结构,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为降低居民医疗负担提供政策依据。     

老龄化如何影响我国家庭消费支出——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本文谨慎定义老龄家庭后实证检验了老龄化对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将使家庭消费支出显著下降并对大多数消费分项支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会大幅提升家庭医疗服务支出；收入是老龄化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中间变量。基于城乡分类子样本研究发现，乡村家庭受老龄化冲击异常严重，乡村医疗服务供给存在较大缺口。基于分层的城镇子样本回归发现，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冲击集中体现在较低分位家庭。     

社会医疗保险对代际医疗支持的影响——“挤入”还是“挤出”效应?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2011~2012年的横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对代际医疗支持的影响,并分样本进行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对代际医疗支持同时存在"挤出"和"挤入"效应,其对代际医疗费用支持存在"挤出"效应,而对代际医疗照料支持则存在"挤入"效应。进一步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对不同特征老年人获取代际医疗支持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性差异,其对城镇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老年人获取代际医疗费用支持的"挤出"效应更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老年人获取代际医疗照料支持的"挤入"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制度设计以及构建公平统一的健康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     

老年优待政策、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身心健康

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以及手动收集的老年优待政策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优待政策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老年优待政策通过经济效应、服务效应、认同效应及社会互动效应等多维途径,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健康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群体可获得更大程度的健康效益,表明老年优待政策具有促进健康均等化的潜力。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城市,老年优待政策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这进一步强调了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条件对社会保障政策有效性和精准性的重要性。文章还分析了地方性老年优待政策的实施情况,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户籍限制,但即使对外地户籍老人,老年优待政策也呈现出显著的身心健康改善效果,这可能与良好的本地社会氛围和丰富的社会互动机会有关。文章结论为决策层面完善现行老年优待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从差异化服务供给、改善区域间公平性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持续推进医保权益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文章采用CHARLS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显著提升了居民的自评健康。但该政策的健康效应对农村居民、新农合参保居民、低教育程度居民和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更显著,其提升了弱势群体的健康水平,缩小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通过提升参保居民医疗资源利用、降低医疗费用负担、释放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来影响其健康。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力度,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并且推动医疗健康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财政投入强度是否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后疫情时代,重新审视财政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对于提升健康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省级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数据、卫生总费用筹资数据双重视角,通过构建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投入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财政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政府间互动和正向溢出效应;相较于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政府卫生支出对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同时,区域间财政透明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异质性因素对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强度存在门槛效应,且当前大部分省份处于递增效应阈值区间内.因此,应提升财政资金投入强度,拓宽公共医疗筹资渠道,增强各省份医疗服务供给上的协同合作与空间联动,发挥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低、竞高"的作用.     

中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与大病保险补偿模式评价研究

本文采用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估入户调查数据,构建医疗服务利用对预期价格敏感性差异的面板门槛模型,发现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应为家庭年度医疗服务自负金额占收入的44.13%;继续建立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微观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后,个人收入将降低0.1163个百分点,个人健康将降低7.9947个单位,个人医疗服务支出将增加0.6344个百分点;基于现行大病保险实践经验提出三种大病保险补偿方案,均可显著降低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但从降低幅度和平稳性两个方面比较,以家庭为补偿对象、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作为补偿标准的评估方案则明显优于其他两个方案。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西安市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三维休闲限制模型为分析框架,就西安市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出游限制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均值比较、ANOA分析发现,亚老年人群受结构性限制性因素影响最大,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主要受内在性限制因素影响,但在具体限制因子上存在差异。人际性限制因素对老年人出游的影响作用较小,但在不同老年群体间的差异显著。限制因素研究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老年人旅游市场特征,对于发展老年旅游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基于综合医改试点的考察

综合医改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是深化医改的主攻方向,而深化医改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强大动力.文章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综合医改对居民就医满意度、医疗水平认可度和医疗支出的影响情况.首先,综合医改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就医满意度和对就医点医疗水平的认可度.其次,尽管综合医改未能降低居民的绝对医疗支出和绝对自费医疗支出,但显著降低了相对医疗支出和相对自费医疗支出.进一步探索发现,综合医改降低了医疗支出中的住院支出,未降低医疗支出中的伤病支出.从自费占比角度看,综合医改显著降低了居民的自费医疗支出比例.相比农村地区,综合医改在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更显著.整体来看,综合医改政策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未来的医改方向仍是居民的医疗支出问题.     

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均等化的实现对策

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实现卫生医疗服务区域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实现财政公共卫生支出的区域均等化。文章论述了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均等化的实现对策。     

“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2005年和2008年两期数据,对新农合的绩效重新进行了考察。本文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改善了参合者"有病不医"的状况,提高了其医疗服务利用率;降低了参合者的自付比例,但实际医疗支出和大病支出发生率并未显著下降;医疗服务利用率的提高成为新农合影响参合者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本文推断,医疗服务需求弹性较大等原因使得参合者对新农合的反应是增加医疗消费而非减少医疗支出,因此新农合在改善参合者健康状况的同时,并未明显降低医疗负担。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家庭预算资料中的居民医疗支出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经历了持续的增长过程,而在完全自费医疗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不平等主要源于农村居民的地区收入差异及医疗服务价格的影响,低收入农民的医疗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医疗保障,控制医疗服务价格.     

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能缓解“看病贵”吗?——基于2003～2010年省际数据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实施对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不仅没有降低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反而促进了医疗费用支出增长。通过进一步的细分研究表明,国家医药政策对不同的患者群体、医疗费用类型和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对门诊病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大于对住院病人的影响;对病人药费支出的影响强于对医药费支出的影响,且对住院病人医药费支出影响不显著;在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的影响强于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     

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研究

我国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支出尽管逐年增加,但并没有随受救助人口、通货膨胀水平、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医疗支出水平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在对贫困群体救助水平设定方面,政策制定者还有待于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水平、贫困群体实际日常基本开支需要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考虑进去,并使我国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支出随以上因素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以保证国家用于社会救助的支出能基本满足贫困者的实际开支需要,进而真正达到救助目的。     

精神病老年人养老服务研究

在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精神病老年群体的机构照料服务迄今处于民政、卫生、残联等部门未管到的"真空地带"。以北京为例,调查了市区、郊区、农村地区50岁以上老年精神病患者居家养老的现状。精神病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社会处境不利,需要社会保护,需要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现阶段,政府应将这-群体的养老服务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为精神病老年人提供社会照料服务,应列为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医疗保险与城市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