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安徽省为例

从安徽省近年来征信工作实践出发,梳理、挖掘推动辖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并将这些具体措施分类归纳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措施的实施效果。基于对征信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加大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强化政策扶持合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政策评价与优化——基于PMC指数模型

通过梳理我国现有普惠金融政策，并对相关文本内容进行量化评价，能切实维护金融薄弱群体利益，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选取2016—2021年中央及各部委出台的32项普惠金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普惠金融PMC指数评价模型，并通过10个一级指标和34个二级指标对9项普惠金融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分析。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能够有效帮助金融弱势群体获得资金支持，但仍存在部分政策内容不具体、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细化政策内容、加强政策跟踪审计等方式优化提升普惠金融政策。     

农商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实践与启示——以秦农银行为例

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普惠金融发展主力军的农商银行,亟待全面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本文以秦农银行为例,首先,对当前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难题以及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从产品创新、“互联网+”赋能、绿色金融以及红色党建四个方面对秦农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实践探索进行总结。最后,基于秦农银行的实践指出农商银行应该建立多元化普惠金融体系、数字化创新产品库以及积极运用政策引导和激励,从而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一些固有矛盾是建立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关键. 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为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破解农村金融难题、促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途径.研究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要从困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矛盾入手,分析农村金融的体制性弊端,并着重从金融覆盖率、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信用环境等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模式对解决农村金融固有问题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思路.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山西省在提升地区数字化程度的同时,更要在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上下功夫,应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政策跟踪审计评价与优化建议

普惠金融政策频繁出台与实施,为长久饱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但若对普惠金融政策缺少跟踪审计,会难以掌握政策惠企实际效果。依据普惠金融政策制定及落实的传导路径,设计了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政策跟踪审计运行机制,结合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公开资料,发现存在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执行不到位、融资支持政策落实深度不够、部分惠企措施在落实的最后阶段存在堵点,进而导致普惠金融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出预期的政策效用。这反映出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政策跟踪审计面临诸多难点,尤其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当前审计人员、审计技术、审计组织方式等方面亟待做出相应提升。因此,需充分发挥协调联动作用、优化审计工作方式、加快审计队伍人才建设,同时完善监管及问责机制,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政策跟踪审计质量和效率,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语境下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机构创新、范式转换和立法完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和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农业政策性银行能够使农业"麦克米伦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对金融公平和普惠金融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发展过程中,立法滞后、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以及业务狭隘等困境已日渐成为其服务"三农"的掣肘。因此,必须通过机构创新、范式转换和立法完善等途径推进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构建多元化的普惠政策性银行体系,实现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征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博弈分析——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例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人民银行组建的金融基础设施,能通过盘活应收账款存量,提高融资效率,有效发挥征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平台参与各主体,认为应鼓励企事业单位踊跃加入平台,完善系统服务功能,合理配置平台融资的投向结构,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以加强平台推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陕西省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服务覆盖率高、金融产品与服务日趋多元化、数字技术与业务融合互促等特征。然而,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逐步成熟,需要加强针对普惠金融指标应用与发展评价指数化的研究。本文立足于陕西省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利用层次分析法探索构建陕西省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以此分析陕西省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政策建议,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面对"新四化"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的新需求,以及"中心—外围"效应对保持城乡协调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应按照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进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应在遵循金融发展内生规律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组织经营方式、改变监管机制和财政补贴方式等,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普惠性金融结构优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转型提出了顶层设计和系列要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探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及其普惠性优化对于破解城镇化的资本约束、建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分析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金融结构约束问题,提出基于平等、安全、包容性、均衡化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和产品能有效提高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资本供给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普惠性金融的四维功能和农村普惠性金融的优化结构。     

从习近平重要论述看金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融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的要义归纳起来,就是以党的领导体现政治性,以金融普惠体现人民性,以现代监管体现专业性,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要在促进共同富裕、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服务重大发展战略、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重点发力。金融机构要在具体经营中,处理好存量与增量、规模与效率、发展与安全、降本与增效的关系。     

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贴息类普惠金融产品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打破垄断，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关键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普惠金融模式。自2009年以来，武威市通过强力推动“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双联惠农”贷款和“双业”贷款等一些列政策贴息类普惠金融产品，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