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农村教育体制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农民素质是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是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体制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对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西部地区农民低价收入的问题影响到农村潜在市场向现实市场的转化；影响到农业的投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到农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农业发展后劲。它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农民增收的对策和建议。     

关于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思考

当前现代农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人多地少，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二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三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薄弱，装备条件落后；四是农民文化与科技素质较低。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加快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为根本解决农村人多地少、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进而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问题创造条件；其次是改革农用土地使用与流转制度，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第三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农业装备水平；第四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第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增强现代农业的服务意识和加强科技文化培训、造就新型农民。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人口素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我国农民的现状决定农村人口素质低下，难以组织和管理好自己的生产，也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民素质低下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当前，需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农村培养更多的专门技能人才；加强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和科普教育。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尚存在的六对矛盾

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聚居区分散、土地分割、农民纯收入过低和农业人员素质低等，因此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关系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状况是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职业教育是提高该群体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对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同时,城镇化是带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它的实施对推动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     

破解河北“三农”难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河北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方面存在较多难题,分析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和制约因素,研究表明:破解河北"三农"难题的对策是,根据河北的特点进一步优化生产布局,以生产要素股份化为主要组织形式实施农业的产业化工程,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养新型农民等措施。     

促进市场发育 服务农民增收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低与市场发育程度低有直接关系。受自然、制度、基础设施和农民文化素质等因素限制，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市场发育滞后，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需采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促进市场发育，让市场服务农民增收。     

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有：人多可耕地少，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农业资金投入少，缺乏适应现代农业的人才，农民负担过重；加入WTO又使我国农业面临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开放农业服务市场等压力。因此，应采取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格控制侵占可耕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化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等措施，加快农业发展。     

当前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性及其机制分析

就目前经济形势来看，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低收入、低素质，不良的事实制度，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快制度建设等机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江中下游四省的农户调查

研究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根据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logistic方法对农户实际的农地转入转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户的种植经营实力、综合经济实力、农业人力资本、农业固定资产、农忙时农活工价比、地域差异等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的种粮补贴金额、满足口粮程度、土地政策理解程度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从明晰农地产权、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等方面采取措施来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     

湖南农村居民增收问题浅析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湖南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人均收入偏低、区域差距明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制约湖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现代化发展不足、政策性增收空间有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通过借鉴湖北和江西农民增收的措施和经验,立足湖南省情进行深入分析,从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健全补贴体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具体措施。     

安徽农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稳步增加,规模逐渐加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效果显著,对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影响。农地规模化流转及经营完善了农业家庭承包的经营结构,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可以与农户经营互荣共存。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要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重庆市统筹城乡进程中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意愿分析

在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及其具体模式的探索是重要的改革内容。对重庆市江北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表明：现在大部分农民都有土地转出和转入的意愿；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受到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在土地流转方式上倾向于通过区政府．而对中介机构却不是很信任。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但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要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就业途径和良好的就业环境。     

大国农业转型的国际比较和中国路径

本文选取中国、印度、美国、法国为研究对象,利用反映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农业体制和效率的关系,发现土地经营规模小是制约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同时,具体分析了中国农业体制的成功和局限,阐述了农业现代化趋势和改革家庭承包制的必要性。并借鉴美国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了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西北部农业开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规模经营带动中国农业转型的对策措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以河南省为例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以现实中并不存在农业生产的最优规模,只能是适度规模经营。河南省人多地少,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三农"问题尤为突出。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河南省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现代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随着农地流转速度加快,河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态势日趋明显,农业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现代农业技术和农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规模经营效益逐步显现。为解决农地流转比例仍然偏低且区域不平衡,资金短缺、融资难,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必须结合区域人地关系状况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积极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扶持、服务和管理职能,逐步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激活土地流转供给和需求的动力机制。     

论现代农庄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农庄经济为解决当今“三农”问题以及低山丘陵山区开发特别是新农村建设问题创造了一条新途径。现代农庄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集规模化、集约化、民营化为特征的一种乡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现代农庄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有利于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利于土地资源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农业科技的示范与推广;有利于加速乡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但是,目前我国现代农庄经济普遍存在的规模小、同质化严重、经营管理水平落后、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低、认识存在误区、农庄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需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对现代农庄经济战略地位的认识,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推进生产经营组织的体制机制创新,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就业,促进乡村小城镇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开辟新的路径。     

论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与农民增收

为促进农民增收,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世纪连续七年出台＂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一号文件＂以其导向的鲜明性和权威性,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应,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农民增收的艰难性要求＂一号文件＂寻求制度突破,实现财税制度、农产品价格制度、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并未改变。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面临资源流失、产业滞后和制度缺陷等障碍。必须不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加大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以有效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