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非正规就业：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

今天，由于解决劳动力出路的需要，非正规就业在对策层面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是不够的。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一定要倚重于理论创新。“合法性质疑”，此乃关乎非正规就业命运核心问题，只有澄清它，非正规就业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承认。为此，我们必须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第三种经济。其中，紫色经济虽代表着非正规就业被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但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第三种经济中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与在黑色经济中以非道德方式取得收入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非正规就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降低失业率，已成为关系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非正规就业成了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一条现实途径。我国上海等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探索研究，逐步摸索到了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并取得一定成果。目前人们普遍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度较低，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

文章分析了农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及原因,据此提出了规范管理农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以及引导农民劳动力城市正规就业的政策和建议。     

桥梁还是陷阱：非标准就业的转换结果研究

伴随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标准就业的规模愈发壮大，影响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非标准就业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其诸多劣势仍然存在。非标准就业对于劳动者就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劳动调查数据并结合报告数据，以转换作为主要指标，对于我国非标准就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扮演"桥梁"或者"陷阱"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就影响因素以及结果改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劳动者通过非标准就业实现了向标准就业转换的比例仅有5%左右，应该说，我国非标准就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扮演的作用更符合"陷阱说"。但同时，传统非标准就业向新就业形态的转换会有效增加劳动者工资，故新就业形态提供了非标准就业内部转换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基于制度分析框架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女性就业

女性与男性的就业差异不仅源于性别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性别歧视,还源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应用制度分析框架,具体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该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前劳动力市场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及混合效应。     

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分析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农业收入的持续下降，农民迫切希望转向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持续增加，而农村流动劳动力大多是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所以从非正规就业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非正规就业的现状以及非正规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     

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总体态势与影响就业的因素探析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一个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方面的主要矛盾即劳动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城市化和后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以及加入WTO等因素对就业也有影响。     

我国就业歧视现象简析

就业歧视是我国当前就业中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疾病歧视、学历与经验歧视、身高与容貌歧视等表现形式。由于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一些制度安排，也从外部环境上加剧了就业歧视现象的滋生。     

城市灵活性就业现象分析

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就业正处于总量与结构双重失衡的困难时期，为适应当前的具体情况——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灵活性就业无疑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对灵活性就业的基本概念、成因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天津市灵活性就业的绩效、对策措施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得出关于促进灵活性就业发展的一般性结论。     

WTO与就业

中国入世后必然会对我国就业状况产生影响: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对各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影响不同;短期内将带来失业压力;长远看增加就业总量。对此,我们应采取相对措施:控制劳动力供给;扩大劳动力需求;加快劳动力流动和转移。     

法国青年就业政策对破解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启示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及其后果也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广泛的、世界性的问题。欧债危机发生之后,作为欧盟经济核心国的法国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其青年失业率的举措。本文分析了法国鼓励青年就业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提出了解决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与“体面就业”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就业"的战略目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体面就业"就是高质量的就业.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面临着就业规模大,就业质量低下的难题.农民工就业的现实状况,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及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等等都亟待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早日实现中国农民工"体面就业".     

市场均衡就业区间及其对社会就业的多方面影响

传统分析中宏观层面上市场就业均衡点两侧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社会就业一旦进入该区间，市场机制使不可能再对其作出调节。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均衡是就区间外部而言的，在区间内部仍然可以存在一珲程度的就业失衡；市场均衡就业区间内部的就业矢衡是一种特殊的就业失衡，市场机制对之无能为力，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亦无法对其发生作用。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的存在对社会就业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它使社会就业对供求总量波的反应呈现出一定“粘性”；使市场机制对社会就业的调节空间减小；使政府调控社会就业的重点二元化；使个体经济在缓解就业失衡压力、扩大社会就业方面占有了特殊重要的地位。     

当代欧盟“反就业歧视”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在欧盟的统一领导和严格监督下,欧盟各国已经建立起了层次分明、比较完备的反就业歧视体系,反歧视工作得到稳步推进。欧盟已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反就业歧视的典范,对欧盟经验和教训的研究,可从中找到中国在"反就业歧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长春市就业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就业问题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日益凸显.应届大学毕业生、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失业人员、城镇化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尤为引人关注.如何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维持社会稳定成为重要议题.长春市的就业工作同样面临困难,解决长春市就业问题需要分析就业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创业促就业、发展民营经济带动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对外输出等措施.     

中国就业现状分析

中国每年城乡新增就业人数，大致维持在700万左右，就业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左右。从1999年到2004年，就业岗位缺口有逐步增加之势。城镇正规就业人员的比重下降，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加强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管理至关重要。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增加，超过了4％的自然失业率，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总体就业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国家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缓解当前的就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