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资本—技术—劳动力”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该研究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资本供给、驱动技术创新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要素支撑。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加快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环境、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数字金融素养等举措,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赋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制度质量、金融效率与门槛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的增长作用具有阈值效应,表现出非线性的变化特征。排除掉国别差异和遗漏变量的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应如何解释?研究从"质量渠道"来检验金融发展的门槛增长效应,用制度质量和最适金融结构来控制对金融效率发展的制约影响。研究结论发现,金融效率的相对下降构成了门槛效应形成的主因,市场化的"制度质量"并未给予金融质性发展以可靠的制度保障,最适金融结构更易成为金融效率发展的制度性门槛,我国"金融-经济"的关联关系门槛效应明显。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阈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各省市平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Hansen(1999)平行数据阈效应模型的检验与估计方法,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存在阈值点以及阈值点进行估计与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阈变量.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金融发展不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研究还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开放程度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阈效应并不明显.     

数字金融促进农民非农收入了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弥补传统金融体系不足，为解决农村融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解决方案，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对农民非农收入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与非农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数字金融显著提高当地农民非农收入，对周边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效应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政策和区域上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条渠道促进非农收入增长。这为优化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启示。     

金融创新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而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基于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不能确定,而金融创新通过促进金融发展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具有显著的时滞效应,且该效应呈东部、中西部递增趋势,表明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环境是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进一步研究证实,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趋势效应,即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为深入认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但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倒N形,具有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抑制效应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创业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构建职业选择理论模型,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初创企业的信贷约束,产生信贷约束效应;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少初创企业获取资金的机会成本,产生机会成本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使得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个人选择创业,对创业有促进作用。同时基于理论模型,给出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引导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监管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国27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涵盖经济实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11—2018年我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数字金融从多个维度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被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具体而言: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说明,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较好的一、二线城市,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字金融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虽然其覆盖广度能够促进周围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却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     

新《保险法》公布事件的市场效应与经济后果——基于我国保险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了新《保险法》公布事件对我国保险类上市公司股价的冲击效应,为研究相关法律环境的制度变迁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法与金融理论在我国保险市场的适用情况提供了经验证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新《保险法》公布事件对保险类上市公司有显著的市场冲击效应,即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市场投资者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新《保险法》的修订和完善有利于改善保险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为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机制保障;第三,法与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结论对研究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金融对南方城市和大城市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较强；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影响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认知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富裕农民，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农民的增收效果更强；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