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能否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选择模型,探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下的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产出规模、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差异化影响.不区分产业集聚形成背景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企业创新产出规模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与企业创新积极性之间呈显著U型关系.区分产业集聚形成背景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下的产业集聚会降低企业创新产出规模,但没有显著降低企业创新积极性,而市场机制下的产业集聚与企业创新产出规模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与企业创新积极性之间呈显著U型关系.此外,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技术密集型企业下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     

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以2007-2013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环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而有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影响显著,而对非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企业的专利产出作用显著;政府补贴对专利产出有显著影响,且对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3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环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而有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影响显著,而对非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企业的专利产出作用显著;政府补贴对专利产出有显著影响,且对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规模与创新技术选择

本文基于差异性产品市场的古诺模型,分析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企业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类创新技术的选择。理论模型显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分别通过生产新产品和降低旧产品成本产生替代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替代效应损失较高和规模经济使大企业倾向工艺创新;替代效应损失较低和规模不经济导致小企业倾向产品创新。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2004-2007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技术选择间存在显著关系,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别倾向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仍成立。经验研究还讨论了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对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大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水平都高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倾向和水平上高于非国有企业。结论暗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可促使企业参与产品创新,对大企业重大创新扶持可提高创新水平。     

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传导机制研究

系统归纳了创新型企业的研发能力、产出能力、市场能力、学习能力、变革能力等五种创新能力,研究了创新能力之间的传导路径关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五种关键的创新能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研发能力与市场能力间存在着相互传导关系;学习能力对研发能力具有积极的传导作用;产出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市场能力均有积极的传导作用;研发能力和学习能力对产出能力的传导作用都是正向的,但后者的传导路线是非直接有效的;学习能力与变革能力之间也存在相互的积极正向传导关系。研究结论可为创新型企业系统认识创新能力间的传导机制及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启示。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环境冗余度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以创新开放度为中介变量

以环境冗余度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和自主创新理论为基础,探究环境冗余度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将创新开放度分为开放宽度和开放深度,将自主创新能力分为核心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交互学习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开放宽度在环境冗余度和核心创新能力、创新产出能力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开放宽度在环境冗余度与集成创新能力、交互学习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开放深度在环境冗余度和核心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交互学习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     

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小企业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限制,需要借助开放式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有效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前提是提升吸收能力。基于吸收能力和开放式创新理论,验证创新开放宽度在吸收能力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开放宽度在吸收能力与核心创新能力的关系中、吸收能力与创新产出能力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创新开放宽度在吸收能力与集成创新能力关系中、吸收能力与交互学习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最后,从吸收能力和开放式创新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随着VUAC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驱动作用愈发凸显。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以上海和深圳两市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显著;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间起着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高、风险承担强时,企业创新产出会相应增加。     

政府科技激励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检验

文章根据1999-2011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首先基于SFA方法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量,然后利用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在技术创新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行为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较低,其中政府投入行为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政府产出行为对技术创新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还探讨了除政府因素外,企业规模、企业研发支持、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所有制结构、境外研发投入及企业自身业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一项Meta分析

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是开放式创新领域关注的热点。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理论模型。运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创新开放度—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影响因素，指出二者之间关系强弱受文化维度、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及测量方法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创新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二者间关〖JP〗系对高新技术产业比非高新技术产业更强；相比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更明显；同时，创新开放度和企业创新绩效测量方法不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差异。上述结论对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创新开放战略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1281家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来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而且对后期抑制作用更大;企业规模和行业特征是影响“股票流动性-企业创新”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股票流动性对大型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研究显示,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在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间起双中介作用,虽然股票流动性对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最终都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下降。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1281家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来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而且对后期抑制作用更大；企业规模和行业特征是影响“股票流动性-企业创新”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股票流动性对大型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研究显示，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在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间起双中介作用，虽然股票流动性对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最终都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下降。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CEO技术专长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CEO技术专长对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及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CEO技术专长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规模大且CEO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明显高于规模小且CEO实施限制股票激励的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更突出。     

专利法修改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法律制度完善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变革可以提升财务风险较小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利用2009年专利法修改实施这一难得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对法律修改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拥有较低财务风险的企业,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此次法律修改对负债规模更小、偿债能力更强、盈利能力更强、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而言,其企业创新提升作用更显著。同时,研究结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供了法律变革层面上的经验证据,为法律修改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企业慈善捐赠、校企关联与创新绩效 ——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的视角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视角,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验证了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及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进一步打开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丰富了战略慈善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