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

数字经济虽是客观中性的概念,但只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会推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运动视角来看,数字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体现为价值生产领域不稳定性的提升、价值实现领域隐匿性的削弱与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的加剧.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表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为主导的价值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本质,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始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矛盾对立.伴随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将持续转移深化并加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绝对优势,有助于推动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剥削——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户“数字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行为数据成为能被互联网平台企业收集、分析并出售的新的商品。对于数据商品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剥削关系,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试图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用户在互联网上产生数据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平台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数据商品,实现了对用户无酬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越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福克斯的理论有待商榷,数据商品价值是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而非使用平台的用户创造的,这种剥削仍属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数据所有权争论和"隐私悖论"并非源于大数据本身,而是源于其资本主义的运用方式;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深入推动大数据战略的实施。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生成逻辑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在价值生成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价值逻辑。随着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向平台生态竞争优势转变，从数字化创新时代价值来源转向出发，明确价值生成的新逻辑范式，系统梳理价值界面延拓，并据此论证价值配置空间演变，分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连接经济带来的价值发现。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取向，阐释启动阶段用户价值共创、扩张阶段天棚战略扩容、维护阶段价值隔离机制，进而揭示平台生态系统价值生成规律。研究结论为审视数字创新背景下的价值创造规律及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行动与治理提供了新理论依据。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数字经济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运行机理与现实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的价值实现理论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运动中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数据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数据化通过拓展商品交换市场重构了基于交换价值产生的价值实现逻辑起点。数字平台市场扩张了价值实现的场域,强化了“技术一经济”范式下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逻辑,使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在数据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合谋下变得更加清晰。最终引发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向流通领域延展,流通技术革命增加潜在经济危机可能性,以及数字鸿沟加剧世界市场的非均衡发展等一系列现实思考与批判。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数据霸权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数据占有的不平等会引发经济社会中权力的不平等.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量化部门的发展和大规模监控体系的构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数据霸权,并以此为基础进入了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据的垄断,通过创新霸权、平台垄断、制造需求等方式在多个领域施行了新型的对外经济掠夺方式.为了应对数据霸权,必须在技术层面和数据保护层面双重发力,以技术和法律手段迫使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失去对数据资源的统治力.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

数字消费是消费在数字场域中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生产关系数字化时代化的演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的发展与加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尽管在内涵与表征上不尽相同，但其都是资本逻辑在消费领域作用的结果。因此，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消费矛盾，必须透过现象探究矛盾产生的根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主体性”弱化“数字拜物教”、以“民族性”涵化消费主义、以“人民性”钝化加速主义，不断释放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满足人民对数字消费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新时代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演化博弈研究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价值共创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二元交互”转向“网络系统”。文章构建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和顾客三方主体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当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参与价值共创的可能损失小于不参与时的潜在损失、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收益大于可能的成本时,系统最终演化至三方主体参与价值共创的理想演化稳定状态。灵敏度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平台潜在收益、核心企业参与价值共创所需支付的额外成本、核心企业为激励顾客创新给予的奖励均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有明显影响。其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多主体参与价值共创。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不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建设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人类经济学说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当代也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产生了数字劳动这种新型劳动形式。研究数字经济的背景和内涵、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的深刻体现以及数字经济下数字劳动的二重性,对于更好地掌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激发数字经济的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赋能与价值共创——基于蚂蚁集团动态共演逻辑

平台经济聚焦数字平台及其生态系统,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又发挥着驱动实体经济成长的基本功能。本文将数字平台生态观与社会网络理论对话,纵向剖析蚂蚁集团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赋能、价值共创及两者关系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以平台网络为价值共创的赋能基础,网络赋能促进价值共创,反推新一轮网络赋能,遵循“平台网络Ⅰ-网络赋能-共创价值输出-平台网络Ⅱ-网络赋能优化”路径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正反馈循环,共同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本文深化了数字平台金融生态演进背后阶段化、连续性的赋能机理研究,对数字金融平台充分发展和赋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向而行、深度融合”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推动政策研究

人类社会正经历由工业经济逐渐向数字经济的过渡和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再主要依赖物质材料的投入和新能源的开发,而是依赖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财富和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使人类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费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多样化。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向"大数据化"和"云化"迈进,催生了制造业的多种新业态、新模式。今后一段时期,数字经济竞争要素将由用户流量向数据转变,数字经济推动企业由批量供给向按需生产转变,受到的监管将不断增加。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我国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体制、加强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强化信息产权保护、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全民信息意识提高。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历史纵向维度看，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从横向对比维度看，发展数字经济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突破口。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二是系统观念的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三是人本逻辑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四是制度保障的数字经济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五是和平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此，笔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健全平衡保护与共享的数据产权政策、兼顾公平与活力的数字平台竞争政策、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