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法治论

在应然意义上,法治是幸福的保障,幸福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而实然意义上,则可以通过法治幸福指数的构建,让幸福判断法治建设的成效,让幸福解释权回归公民自身。进而得出幸福法治应该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思维,应将人民幸福作为评价法律的依准,切实保障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澳门法治的法律史与经济发展

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和行政腐败可能抵消一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来看,建立法治政府也是可欲的。但是,这一诉求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更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根据自身情况确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法制结构。因此,结合澳门法治的法律史与经济发展的经验,探讨说明法治高度（法治完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关系,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表面上,发展经济成了国家的政治任务,国家亦确实能够以超常的方式推动经济繁荣。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财富积累过程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只有建立有限政府、抑制其参与、控制和管理经济性活动的范围与强度,市场体制和宪政体制才能同时得到健康发展。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

针对先秦儒家的"德治"主张,韩非提出了"法治"理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其实质是君主专制与国家(政府)集权,它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民主与法制精神相悖.但这种"国家(政府)法治"传统却被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因袭了下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深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巨大障碍.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法治应该由国家统治社会和民众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和民众的工具,进而成为社会和民众自我保护的工具.法律应该由君主专制的利器变为社会和民众捍卫民主与自由的盾牌.     

法治政府构建的理论逻辑

构建法治政府的关键是要科学界定政府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边界，从法律上明确政府的职能、权力和责任。政府法律人格理论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它包含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道政府以及政府与国家相分离等法治性命题。政府法律人格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律控制。法院是社会理性的化身，具有对社会行为的裁审职能。政府行政行为必须接受司法的合法性审查。政府法律人格理论的确立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试析行政法对实现现代法治国家目标的作用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非法治国家均把实现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其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而法治国家的建构，离不开行政法作用的发挥。本从现代法治国家的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治政府、法律体系、法治观念五个方面，提出并论证了行政法对法治国家的实现能发挥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作用。     

法理学和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留有余地判决”

＂留有余地判决＂是法院和法官在审判中部分地屈从于外在的压力、违背自身内在的理性与良心,忽视法律定罪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严格要求,力图在法律的应然要求和现实的掣肘因素之间、在国家权力（或强势群体力量）和公民权利的冲突之间作出调和、妥协处理的一系列判决样态。虽然可以从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视角中找到这种实然选择的理由,但＂留有余地判决＂缺乏法理和法律规范的正当性支持。对＂留有余地判决＂及其错案的预防,应从明确事故责任主体、防止责任外化、转移、强化裁判者个体责任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综合调控。     

论我国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机制

政治权力良性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系统正常运转和功能正常发挥的根本保障。政治权力的结构、功能及运行过程是该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我国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构建我国政治权力良性运行机制应做到加强监督、完善法治、调整结构、推进民主及明确权力主体的权限范围,政治权力,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支配社会运转的神秘而又现实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权力良性运行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兴旺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非良性运行带来国家衰亡和生灵涂炭。因此对政治权力的研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因而,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和探讨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机制,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加以精心研究和概括,应该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江泽民法治思想初探

江泽民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出发，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核心和最高成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强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改革、普法教育、发展法律服务业等；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从此步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代。     

论法治的目标与价值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前提应是法治观念的确立，在价值认证和目标确立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避免实践中对法治的歧义理解。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人性缺陷是人类选择法治的根源。法治以法律至上为基础，以权力制约为核心，以权利保障为目标。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

针对先秦儒家的“德治”主张，韩非提出了“法治”理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其实质是君主专制与国家（政府）集权，它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民主与法制精神相悖，但这种“国家（政府）法治”传统却被我们自觉 或不自觉地因袭了下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深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巨大障碍，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法治应该由国家统治社会和民众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和民众的工具，进而成为社会和民众自我保护的工具，法律应该由君主专制的利器变为社会和民众捍卫民主与自由的盾牌。     

法律信仰的生成与培养

分析法律信仰首先应从其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入手,即理想中的信仰状态和现实中的信仰状态,得出社会公众对法律信仰崇尚程度的高低与其所付出的法律成本息息相关,进而对如何培养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仰做出对策性分析。     

和谐社会：刑事法治的价值追求

刑事法治蕴涵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还包含着一种价值追求。本文从学界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分析了将刑事法治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的合理性，并进一步论述了通过刑事法治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     

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法治建设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区域内的法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欧亚各国和中国法治建设将在挑战中迎束发展机遇.中国法治建设应把遵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相结合起来,注重对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能动而充分利用,重视利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促进中国法与国际法的互动,助推法治中国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深入实施.中国法治建设应围绕“五通”构建和优化相关法律和体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效可持续共建提供法律和机制支撑;应积极构建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适应的经贸法治新体制新机制,为中国和欧亚区域经贸的合作共赢发展与社会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法治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治秩序和法律框架从来都处于中心地位。事实上,在过去的数百年间,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大量的诱发性制度变迁,建立了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度的法制基础性框架,使财产及合同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并得到保护,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资本的功能。因此,所谓法治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就是试图在政治经济学提供的跨学科视野下,将关于法治与政治、法治与国家权力、法治与经济发展的讨论结合起来,从而揭示法治在政治经济学发展争论中隐含的价值取向,并提供一个能普遍接受法治观念的知识体系。     

论法治的市场构造

法治并未消除社会业已存在的矛盾,只是改变了社会解决矛盾的方式,但这一方式不能被任意地创造。市场经济基于自身特殊的生产方式,能够将法治这一文明的社会治理手段构造出来,使人类进入法治社会。市场经济通过自己固有的存在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的能动作用,为法治规定公正的价值标准,提供支承的决定力量,构建基本的社会秩序,使法治获得至上权威并得以确立。但市场经济构造法治,其经济制约机制必须健康,这种健康离不开它所需要的产权制度作基础,同时排除各种因素对这一构造机制的干扰。     

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本文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概念作了解析，分析了我国法律文化二元结构的不平衡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利影响，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迫切要求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有利于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有利于法律实际效能的发挥，有利于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     

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的内在精神要素

国家法治化程度与国民法律意识状态紧密相连。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守法的状态、司法的公正程度、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既是其法治化程度的体现,也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意识状态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国民有什么样的法律意识,就有什么程度的法治状态。法律意识是社会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     

法律正义和公民服从的哲学思考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人们对法律正义的追求贯穿于法治运行的始终,法治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法律实施的过程依赖于公民的信赖、支持与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的关系,在考量法律正义的基础上,认为法律正义与公民服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正义是公民服从的理论前提,公民服从是法律正义的重要环节和实然结果。     

法治的实现目标及其途径

法治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限制权力；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体现民治；实现法治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安全、方便、经济的参改方式。     

论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规范化

国家经济调节权自产生时起就存在权力异化,其功能的有效发挥,规范化是关键。权力本源并服务于民众权利,应通过法律来授予并予以控制。经济法是规范国家经济调节的法律,在中国转轨时期应定位于培育市场、控制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一过程中,其他部门法的配套实施,尤其是全社会法治精神的弘扬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