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思考

小额信贷作为解决农户融资需求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对如何切实促进小额农贷的发展从内部建设、外部支持两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小额农贷的对策建议,指出应坚持小额信贷机构自立、客户主导的发展模式,并通过加强与非正规金融、社会信用机构等的联接,优化小额农贷机制,进一步促进小额农贷的发展。     

基于DEA的新型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来源于2009—2011年广西村镇银行的数据

通过2009—2011年广西部分县域经济和金融数据,以金融密度、小额农贷占比、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四个金融变量为投入变量,以地方生产总值和城市化率为产出变量,采用DEA方法,实证研究新型农村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新型农村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小额农贷、金融密度和贷款质量等实现;同时,由于不同县域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金融生态环境等现象,其影响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应该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金融;优化资源,加快城乡金融一体化发展;注重效率,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     

小额农贷大额化演进趋势与供给模式分析

小额农贷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辟了以市场经济方式减轻贫困的新渠道,对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小额农贷需求的大额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强金融创新,增加大额农贷的有效供给,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从小额农贷看农户增收与信用社增效问题

本作为调查报告，首先从调查河南新乡信用社系统小额农贷的实际情况入手，剖析了当前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户增收和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论农村金融资源的培植

农村民间金融是衍生于现行金融体制之外的一种金融资源.合理培植与配置农村金融资源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发展小额农贷组织、设立村镇银行、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是培植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途径.     

革命根据地金融促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从陕甘宁边区银行谈起

用民生建设统领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本文通过边区食盐贸易、边法币斗争、农贷发放等实践,分析边区经济建设,尤其是陕甘宁边区银行保金融稳定、促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从贵州看滞后地区农信社的经营基础与相关政策

通过对贵州农信社经营环境、尤其是金融贫困的分析，提出：在农信社商业化经营趋势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要加强对其的扶持与指导，并对现有政策进行突破．要围绕农信社业务，结合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科技进步，发展合作经济与合作保险，并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创新：农信社要以小额农贷作为主营业务．坚持服务“三农”．并适度向其他领域扩展以改善资产结构。     

大额农贷与小额农贷优劣比较分析

本文对比分析了大额农贷与小额农贷的异同点,得出大额农贷是农村信用社信贷制度的一种优势策略安排,其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坚持"风险可控"的商业化原则,但在目前农村信贷制度与农村经济市场的有效通道尚未畅通的情况下,大额农贷的风险保障制度将会是一个持久、渐进的过程.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分析

自1999年7月人民银行出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以来,农村信用社开始办理小额农贷业务,有效破解了广大农民因缺乏担保抵押而出现的贷款难问题。同时,小额农贷这10年的发展历程恰与整个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基本上是叠合在一起的,是一项由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发、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重大改革成果。以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为例,从农村信用社改革这一制度性变迁视角,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对小额农贷产生、演进的影响,并根据影响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风险约束因素,提出以进一步完善小额农贷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     

小额农贷期限管理中存在的期限错配现象值得关注

一、当前小额农贷期限管理中存在的期限错配的具体表现 (一)农村信用社对小额农贷期限确定中存在一同化现象.对中卫市三家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的检查中发现:目前农村信用社对各类用途不一的小额农贷均采取半年期限,对小额农贷期限确定中存在一同化现象.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向探讨——基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视角

经济决定金融,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收入问题,农村金融得不到长效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文从探讨收入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农民收入的特征,来分析今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向。     

农户金融需求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安徽、甘肃、山东、陕西387个农户的问卷数据

农村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只有弄清楚微观主体农户接受金融服务的现状和金融需求,才能更好地提出解决＂三农＂金融支持问题的方法。基于以上考虑,几名家庭所在地在农村的学生利用暑假期间实地走访了周边农户,进行了针对农户金融需求情况的摸底调研,并对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创新适用于农户的贷款品种、加大针对农户的金融知识的普及、加强涉农贷款的贷后管理工作等建议。     

财务分析师在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功能探析

在资本市场上仅靠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财务分析师可以看成是投资者需要额外财务信息需要的主要代表。本文分析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局限性,指出了财务分析师是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沟通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着重探讨了财务分析师的基本功能,并对强化我国财务分析师的功能提出了相应建议。     

解读“穷人思维”: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西、贵州贫困山区入户实地实验的证据

采用入户实地实验的方式，从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穷人思维"进行解读。在广西、贵州两个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实验发现，贫农普遍厌恶风险，特别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上升，但也有部分风险偏好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却更为偏好风险；越是厌恶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低，相反越是偏好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高；配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越重，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扶贫政策的开展和实施应考虑贫农的风险态度，完善针对风险偏好者的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和针对风险厌恶者的低息金融扶持，能覆盖更广泛的贫农群体。长期来看，教育扶贫应当成为一项持续的重点扶贫政策，降低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培训都将产生长期、积极的显著影响。     

解读“穷人思维”: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西、贵州贫困山区入户实地实验的证据

采用入户实地实验的方式，从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穷人思维"进行解读。在广西、贵州两个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实验发现，贫农普遍厌恶风险，特别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上升，但也有部分风险偏好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却更为偏好风险；越是厌恶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低，相反越是偏好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高；配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越重，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扶贫政策的开展和实施应考虑贫农的风险态度，完善针对风险偏好者的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和针对风险厌恶者的低息金融扶持，能覆盖更广泛的贫农群体。长期来看，教育扶贫应当成为一项持续的重点扶贫政策，降低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培训都将产生长期、积极的显著影响。     

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支农再贷款制度的思考

支农再贷款是人民银行为解决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资金不足而对农信社发放的贷款，也是国家扶持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金融政策。近年来，农信社产权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人民银行票据发行与兑付等资金支持工作正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着。然而在这个新时期，曾经以服务“三农”定位、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支农再贷款制度进行思考，使其继续发挥其支持“三农”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当前我国农业税制改革思路的比较与分析

我国农业税制40年来，基本沿用了建立之初的基本框架，早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我国农业税制的必要性已在全社会成为共识，但究竟怎么改，还远未形成统一意见。很有必要对几种主要的改革思路予以比较和分析，以明确农业税制建设的思路。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小企业贷款中的突出问题是企业贷款难和银行放款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思路是借鉴日本模式的成功经验: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确立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保障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中小企业提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政府融资机构的双重资金支持;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二维”政府支出安排研究

公共领域、政府失灵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给出了政府财政支持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证明,慈善组织的现实作用更是为政府财政支持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中国慈善组织遭遇公信力资本先天不足、治理问题、生存困境和发展＂空间错位＂等一系列失灵。克服和缓解这些＂失灵＂需要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国外的＂二维＂政府支出安排对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曾起到关键作用,但将之移植于中国,就需要考虑移植后可能产生的效应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