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分析——以南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发展，在此过程中土地利用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尤以耕地数量的锐减最为突出。本文选取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被誉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四小虎”之一的南海市作为典型研究区，深入分析了近20年来该区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时间变化上，南海市耕地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主要出现于80年代中期以后，并与全国，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的耕地数量变化的时间基本一致；在空间变化上，南海市耕地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较大，据此可分为四种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在近20年中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及驱动因素。     

规划入手──南海市全力保护耕地

规划入手──南海市全力保护耕地陈卓庭，孙和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南海市近年来投入交通、能源、通讯等各项用地大幅度增加，加上房地产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和农田基本设施的破坏，导致一部分农田荒毁，耕地面积减少。这一情况的出现，引起了南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扛稳耕地保护责任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正>耕地直接决定着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保护耕地，数量是基础，质量是根本。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以坚决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目标，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为主要内容，助力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夯实粮食安全支撑。     

南京市城市化与耕地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需要转用一定数量的耕地用作建设用地，但从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实行从严的耕地转用制度，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本文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分析南京市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城市化和耕地保护——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不断减少。作者以广东省为例，从耕地转换系数、人口与耕地协调系数、不同城市化阶段的土地利用集约度等五个方面分析城市化与耕地数量二者关系，认为城市化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人地矛盾的有效途径，并建立城市化与耕地数量二者的对数模型，实证的研究不同城市化阶段耕地变化规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支持“三农”的实证研究——以广东南海市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南海市为例，实证研究了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考察了南海市农村金融对“三农”的资金支持现状和变化趋势，具体分析了南海市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空间及其矛盾，并对如何改善南海市农村金融环境、加大金融对“三农”有效支持力度、促进南海市农业和农村的良性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提高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     

深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广东南海市平洲区夏西村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探

九十年代初期，南海市为了解决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行了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经过多年的实践，这种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种制度创新，还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１９９９年，南海市率先在平洲区夏西村进行了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探索，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背景和动因夏西村位于平洲区的西部，与南海市桂城区接壤，全村面积约２．６３平方公里，辖下５个村…     

区域耕地利用变化及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南宁市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效应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以南宁市为例,探讨耕地利用变化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在分析1996-2003年耕地利用变化特点和粮食生产状况的基础上,探讨耕地利用变化包括数量、利用程度和集约度的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目前南宁市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产量影响尚小,但耕地集约度和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影响重大.为此提出南宁市耕地保护的战略应采取以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和耕地利用集约度为中心的政策措施,方能达到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的.     

山西省潞城市耕地整理潜力分析

以山西省潞城市为研究区域，对耕地整理潜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数量上来说，山西省潞城市耕地整理总潜力为2573．86hm^2，占耕地待整理区面积的9．36％，其主要来源是耕地中大量的零星地类和其中部分的田坎占地；采用典型调查与统计分析的方法，确定了适合潞城市的现有田坎系数和其可整理为耕地的百分比关系，并对耕地整理潜力进行分级并划分了3个潜力区。     

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研究目的:探讨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38.37%。(2)耕地资源数量对来自经济发展的冲击响应强烈,经济发展的冲击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解释水平达到50%;经济发展对来自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微弱,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水平不到1.2%。(3)耕地资源数量、经济发展均显著地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因此,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要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耕地质量保护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临汾市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析了临汾市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指出土地资源总量不足、耕地日趋减少、水资源缺乏、传统体制束缚严重及科技教育水平滞后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子;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建设现代化水利、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开放领域为该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大连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

在对大连市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和分区基础上,对该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大连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总体水平属于弱可持续阶段,耕地数量减少等6项因子成为制约总体水平提高的最显著的障碍因素;提出控制耕地数量减少,实现总量动态平衡的建议措施。     

乡村多功能视角下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

目的 耕地资源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能,与乡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由于比较经济效益较低,耕地出现了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等现象,对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形成较大冲击。全面核算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对于加强耕地资源保护、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均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3个角度辨析了耕地资源内涵,提出了更全面的耕地资源价值指标体系,并以A县为例核算耕地资源的资产价值。结果 （1）乡村振兴背景下,耕地资源的社会服务价值更为突出;（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社会价值核算可以突显城乡协调发展中的问题;（3）生态损失是影响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在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中充分考虑。结论 有必要从加强保护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推进农业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农业供给效益、改善耕地肥力和减少耕地污染等方面提升耕地资源资产价值。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Land-use changes and policy dimension driving forces in China: Present,trend and future

China has extremely scarce land resources compared to the world averag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tudi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trends in land-use change and assess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land policies in China. Assessment of land-use change has long been hindered by a lack of accurate and reliable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s of 1996 and land-use change surveys from 1997 to 2008, to analyze changes in land use and the policy dimension driving force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especially cultivated land, forestry land, grassland, as well as developed land. The aim of this analysis will be to derive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economical driving forces of those changes to grasp the trends in land-use change and the effects of land policies and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change in land use was not large, cultivated land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developed land rapidly increased. A great deal of high quality cultivated land was changed to developed land and low quality cultivated land generated from unused land,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erious threat to food supplies in China. Prediction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near extrapolation and a BP neural network indicat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to a target of 0.12 billion hectar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sed between 1996 and 2008.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 controlling the developed land and preserving cultivated land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hanges in land use, especially cultivated land and developed l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the ena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land policies had a little time lag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for China to use its limited land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by enacting or re-enforc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for its own growing population, but also the world. Therefore, we must formulate strategi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河南省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综合评价

从生产性、稳定性、保护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5个方面,结合专家咨询,建立了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模型对开封市2007年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可持续利用程度评价,结果表明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处于中等可持续利用程度。对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障碍因素进行了诊断,找出了城乡社会协调程度差、经济效益低等主要影响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障碍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开封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几点对策建议。     

1990—2014年广州市耕地功能评价分析

［目的］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农村耕地不可避免被大量占用,如果能将耕地的多功能性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则可以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同时也有效保护耕地。［方法］以广州市为例,把耕地功能分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社会功能3项,选取粮食产量等10个指标构建耕地功能综合评价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GIS技术为辅,同时穿插计量学等方法,对广州市农村耕地功能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近25年来,广州市耕地生产功能不断下降,从0480下降到0140,减幅较大; 生态功能波动不大,从0070减少到0064,比较平缓; 社会功能持续上升,从0032增加到0384,增幅明显。［结论］广州市的耕地功能综合得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耕地生产功能为主转向社会功能为主,经济、人口以及政策因素是影响耕地功能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广州市耕地功能进行评价分析能够丰富特大城市耕地功能相关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功能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规律。     

基于农业科研成果推广效应视角的农业 科技推广人员工作积极性分析

[目的]通过确定基于乌鲁木齐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并与现行标准进行比较,以期为当地后期耕地征收补偿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基于乌鲁木齐市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将耕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影子价格法与成本替代法、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其进行测算,并对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从农户与集体角度,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能使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金提高,从37.92 万元/hm2提升至了306.97万元/hm2,为现行标准的8.10倍;(2)从补偿范围角度,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补偿标准,兼顾了征地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补偿,分别提升至了299.43万元/hm2、10.25万元/hm2.[结论]文章创新构建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充分考虑了耕地资源具有的社会、经济、生态价值多重效用,不仅计算了耕地资源对于农民的就业价值和农业产出价值,也重点体现了耕地资源对于农民具有的社会保障效用和生态安全效用.     

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晋城市泽州县22个村为例

[目的]矿农复合区耕地利用方式关系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对协调区域人—地矛盾、提高耕地资源利用率和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方法]以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流域22个村为研究区,基于385份有效农户问卷,选用mlogit多值选择模型分析影响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集约度的因素。[结果]矿农复合区不同农户类型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呈现人力资产型矿农复合型自然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规律。制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包括农户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和采煤土地损毁情况,政策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结论]应加大对缺失型和基础型农户的土地修复补偿费,加快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以发展型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进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