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近18年来耕地面积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以宁夏耕地面积为研究对象,分析耕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利用程度动态变化趋势,并从经济、社会、人口、技术等方面选取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12个驱动因子进行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对宁夏耕地面积的影响。[方法]选取1997~2014年宁夏耕地面积相关数据,首先运用数理统计法分析耕地面积变化趋势,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和归纳。[结果]近18年来宁夏总耕地面积波动较大,呈现出先缓慢增加,后急剧减少,再快速增加,最后保持平稳的变化态势;虽然宁夏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仍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较快;耕地复种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宁夏耕地利用率在逐年提高,但总体利用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压力、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是影响宁夏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宁夏耕地面积变化明显且受经济、人口、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     

近20年中国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目的]研究"二调"前后近20年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子,为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节约利用提供决策支撑。[方法]基于1996—2016年耕地数量的原始统计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选用ARIMA模型,基于两次全国土地调查时间段耕地数量数据进行相互预测和反推,即利用1996—2008年耕地数量数据预测2009年耕地数量,利用2009—2016年数据反推2008年耕地数量,从而实现数据的校正和比值归一化的目的,进一步研究近20年内我国耕地数量的变化趋势,并通过相关性分析研究遴选出其驱动因子。[结果]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内我国耕地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其中2004年之前递减速度较快,之后递减速度趋缓。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值增加值占比、年末总人口数,以及城镇人口数是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959,-0.918,-0.896。[结论]从研究结果可以推论,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城镇化建设进程对耕地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目的]严守耕地红线、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法]文章采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了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序变化特征,引入重心转移模型和变异系数,探究耕地压力重心的空间分布及迁移特征,并基于粮食生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视角,选取10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指数呈现阶段性特征,总体处于波动递减的趋势,各地级市耕地压力离散程度和空间差异不断拉大,空间分布不均衡,东西分化趋势显著;耕地压力重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在郑州市区域移动;选取的影响因素指标对耕地压力变化均有影响,关联度大小依次为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化肥投入灌溉水平复种指数粮食单产量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结论]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影响显著,是影响耕地压力变动的主导因素。     

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其时空变化,再利用GDP和人均GDP等数据探明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和耦合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人均最小耕地面积公式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利用地理联系率、重心模型等方法拟合了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重心与GDP重心、人均GDP重心演变轨迹,进而测算其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耕地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类型。[结果](1)1978~2014年间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从1.16震荡下降至0.91,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4年GDP达2.942 12万亿元。(2)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与GDP、人均GDP的地理联系率均超过95,三者的重心移动轨迹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明显,耦合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越来越多地级市的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逐渐趋近于1。     

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耕地区位指数模型测算各子区域耕地面积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文章运用地理综合分析方法分析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选取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科技5方面共12个指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时间变化来看,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整体呈现出递减趋势;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空间变化来看,总体来说,常州南部地区(溧阳区)为耕地密集区,北部(新北、钟楼、天宁、武进)为耕地稀疏区;从影响因素的效用来看,经济因素的影响效用大,尤其是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比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是房屋竣工面积、公路里程。[结论]总体而言,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常州地区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幅度已基本得到控制。     

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以徐州市1987～2003年耕地面积变化数据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的分析,得出徐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时空规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徐州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归纳为4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口规模增加以及耕地保护政策严厉化;针对耕地变化的不同驱动力提出徐州市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福建省耕地变化与人口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利用1996～2008年的统计资料,研究了近12年来福建省耕地变化过程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建立了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间的线性模型.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福建省耕地面积经历了急剧减少-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缓慢减少的变化过程;近12年来福建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3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国家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对耕地面积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湖北省宜都市耕地利用变化与驱动机制

利用宜都市1999—2006年序列耕地统计数据及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料,宏观分析了该区耕地利用变化的趋势和现状。在驱动机制的探讨中,尝试性地建立了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47个驱动因子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得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职工平均工资等17个因子与耕地数量的变化相关性比较强。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17个驱动因子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以此揭示出影响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消费水平4个方面。     

安徽省耕地资源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利用安徽省近10年来的耕地序列和人均耕地序列数据以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宏观分析了"耕地动态平衡"政策实施以来耕地资源的时空动态变化规律.用灰色关联度法,定量研究了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揭示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安徽省1997年以来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分三个阶段,1997-2002年的缓慢减少期、2003-2004年的快速减少期和2005-2006年的增长期:耕地年均变化速率和人均耕地年均变化速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据此将全省分为5个不同的耕地资源变化区;耕地重心发生了转移,大体是稳定在淮北平原西北部;在近10年的不同阶段,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的主次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中,年末总人口一直是影响耕地变化的最主要的驱动因子,2003年以来非农业人口对耕地变化的影响不断增强.     

城镇化发展背景下贵州耕地保护效应评价

[目的]分析、研究、评价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的影响。[方法]文章在对城镇化发展与耕地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研究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从而提出相应的耕地保护策略。[结果] 2005—2016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不断上升,耕地面积则逐年下降,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张、城市土地低效利用等原因影响,导致贵州省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呈反向发展;贵州省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呈现正面效应。其中,对耕地集约的效应影响显著,同时对耕地规模、耕地质量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耕地集约程度、耕地规模与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均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过程。[结论]通过对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的效应研究,据此提出落实土地总体规划,建立耕地保护预警系统、提高贵州省各族农民对耕地保护意识等建议。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基于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分析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探究耕地隐性形态变化,丰富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形态视角。[方法]土地系统功能权衡度(LFTD)模型,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结果](1)2005—2016年北京市耕地多功能性呈现不同变化趋势。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为下降态势,生态功能经历U型变化,文化功能为持续上升状态。(2)根据功能层次性将北京市耕地多功能变化分为3个阶段:2005—2008年耕地转型前期,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为主导;2008—2014年转型期,多功能间发生复杂作用;2014—2016年转型后期,文化和生态功能为主导。(3)耕地多功能随阶段变化经历了权衡协同关系持平到以权衡关系为主导再到权衡协同关系持平的过程。3阶段主导功能变化及转型期生态、文化功能和生产、社会保障功能间复杂的权衡关系共同佐证了北京市于2014年实现了耕地功能层面转型。(4)3阶段影响因素关联性趋势变化显示第一产业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是耕地转型期显著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隐性形态变化可深层次显化耕地利用转型,为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新疆绿洲土地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管控机制研究——以塔城市为例

[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土地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生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生态系统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对其研究有利于提高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土地保障。[方法]文章以塔城市为研究区,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从自然、经济和社会3方面构建土地生态安全影响因素,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揭示2009～2014年塔城市绿洲土地生态安全影响主要因素。[结果]塔城市土地生态安全主导影响因素为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牧草地面积、农药施用量、林地面积、第一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化肥施用量等因子。[结论]构建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管控机制,包括绿色经济发展机制,土地资源"三位一体"保护机制和科学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监管机制。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实现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保护措施、科学利用土地奠定基础。     

珠江三角洲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对策 --以南海市为例

同珠江三角洲的其它城镇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市的耕地数量变化虽然存在一定的时间与区域差异，但基本上是以耕地数量锐减为特征。南海市耕地数量的减少，形式上是农业结构调整、居民点与工矿建设占用等，但实际上有其更深层次的、多方面的原因，分析表明是受到了多种自然、社会与经济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南海市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1990—2014年广州市耕地功能评价分析

［目的］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农村耕地不可避免被大量占用，如果能将耕地的多功能性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则可以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同时也有效保护耕地。［方法］以广州市为例，把耕地功能分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社会功能3项，选取粮食产量等10个指标构建耕地功能综合评价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GIS技术为辅，同时穿插计量学等方法，对广州市农村耕地功能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近25年来，广州市耕地生产功能不断下降，从0480下降到0140，减幅较大； 生态功能波动不大，从0070减少到0064，比较平缓； 社会功能持续上升，从0032增加到0384，增幅明显。［结论］广州市的耕地功能综合得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耕地生产功能为主转向社会功能为主，经济、人口以及政策因素是影响耕地功能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广州市耕地功能进行评价分析能够丰富特大城市耕地功能相关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功能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规律。     

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从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两个方面,对福州市(1996～2004)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影响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段内福州市的居民地及工矿用地、交通建设用地增幅最大,而耕地面积、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幅最大,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耕地面积的转化;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土地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宏观政策的变化是影响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1999～2015年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沈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将1999~2015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划分为1999~2003年、2004~2009年和2010~2015年3个时间阶段,并从人口、耕地、产业和宏观经济等4个方面确定10个指标研究其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深入分析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驱动力的作用机理及扩张的特点,为沈阳市制定合理的土地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等10个影响因素,分别计算了沈阳市3个尺度上各社会经济因素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关联程度,分析各因素对3个时间尺度上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以及各因素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1999年以来人口与城市化、耕地、产业、宏观经济等方面因素都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形成了重要影响.其中,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是影响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因素,但2010年以后影响作用明显减弱;产业因素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仅次于人口与城市化,并于2010年以后成为首要影响因素;由于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后备资源的日渐匮乏,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的占用呈减少趋势;宏观经济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弱于以上3方面因素.201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以及"后全运时代"的影响,产业因素影响作用明显加强,其他因素不同程度有所减弱,且预计这种趋势未来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结论]为更好地发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土地要素的保障作用,促进新常态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沈阳市要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提高土地城镇化质量;合理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科学划定"三线";挖掘存量用地潜力,拓展建设用地扩张新空间;此外还要做好建设用地集约研究.     

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目的]研究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发展关系,对缩短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了18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评价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分析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的演变特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定量化深入探讨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1)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人口城镇化率由40.45%提高到54.62%,土地城镇化率由0.52%提高到0.81%,产业城镇化率由83.13%提高到91.16%,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乡村生态发展水平评价分值波动性较大,2009—2013年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2014开始有所改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分值由2007年的0.208提高到2017年的0.862,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且发展态势良好。(3)湖南省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关指标关联度均大于0.5,具有较好的关联性。其中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产业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结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湖南省尽快实现乡村振兴,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进展及展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耕地资源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价值认识不清,往往忽略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该文对国内外有关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及其评估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地评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国内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我国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