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从农村参与走向城市参与:农民工政治融入实证研究——基于昆明市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基于2012年对昆明市2084个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调研数据,采取对数回归方法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城市参与度低于农村参与度,政治融入水平偏低;新生代、建筑业农民工的城市参与不足,精英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亟待开辟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提升其政治地位;对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的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几乎没有影响。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的滞后所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     

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产业转移,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存在的就业、生活等风险越来越突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了政府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可供选择的途径有二:(1)以户籍制度改革来改变农民工农村身份,将其变成"城里人",由此进入社会保障体系.(2)将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

在意识到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解释变量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制定各种正式制度,以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然而非正式制度往往发挥着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文以社会资本为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实现城乡转移和顺利就业中的作用机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呈有组织式的发生给出了初步解释,并指出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就业中的局限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心理分析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如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心理研究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心理,以及这些就业心理所存在的缺陷。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心理的分析,最终得出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满意就业的可行性对策。     

社会资本与妇女农民工就业

在妇女农民工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资本是影响其流动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对其就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极其有限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妇女农民工基本上都属于"非正规就业",地位低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办法之一就是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增加其社会资本的积累.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

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优势,引导返乡农民工进行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特征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并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存在的困难,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建议。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及构筑

从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出发,阐述了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及问题,同时从地方性政策歧视、农民工本身文化素质较低、企业隐性的不安全成本以及特定区域内其主流文化的排他性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原因,认为要从确立公平的制度保障、提供有效的培训保障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保障等方面来构筑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体系。     

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非正规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的主要就业形式,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基于农民工和政府两个微观经济主体视角,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结论,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和政府共同选择的现实结果。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对在北京务工的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访谈数据分析

本文对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年开始的、每2年进行一次的、在京就业的500个“80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跟踪调查和入户访谈。在对2010年11月-2011年3月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因子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得出了制度上的限制、流动就业的类型和个人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中介作用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信息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信息化水平低地区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

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就业环境差、待遇低、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保障权利不完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深化户籍制度及其配套设施的改革;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与思考——以重庆涪陵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农村就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之路。城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因此,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现状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措施。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