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农产品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7年—2021年国内沪深A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供应链整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该研究对农业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未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MD&A语调是企业创新的信号吗?——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企业公开的年报中非财务信息内容的有效与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数字金融在企业披露的非财务信息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的作用目前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的文本信息,研究整个行业数字金融、MD&A语调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积极的MD&A语调均对企业后期的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在数字金融水平高的企业会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MD&A语调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激励作用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化情境下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创新驱动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力量。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发展基础,并结合制造企业所面临的高附加值的“服务陷阱”、生产效率良莠不齐以及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优先级等问题的转型挑战,选取了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加强二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并且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会。通过选取创业板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样本下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创新难题,尤其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同时,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仅限于高额补助,低额补助存在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西方经验与我国选择

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商业银行应积极进行中间业务创新。由于我国经济金融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业务创新应以借鉴为主，独创为辅。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数字化发展的推进路径: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乡村数字化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系统分析视角，研究提出，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乡村数字化发展应在基础层面加快对农村数字载体、数字内容与技术规制的管理；在操作层面上，优化既有数字治理体系中的治理结构、主体关系及行动，促进乡村数字政务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战略层面上，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环境要与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相匹配，尤其加强数字技术与制度优势的融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构建企业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并探讨其网络特征、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颠覆性创新领域，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网络密度会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而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制度环境在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区域创新投入虽然缓解了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但也降低了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降低网络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还能够提升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