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涵盖的21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 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越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 进一步研究发现，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 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商标等无形资产产出、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显著减少。另外， 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影响创新产出主要因素的交互结果发现， 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因素能够显著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产出的负向作用。     

金融危机、财务弹性与企业价值——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环境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 其既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如经济全球化和我国WTO的加入， 也源于国内环境的变化， 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调整、技术进步以及信息化步伐加快等，这些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金融危机视为不确定环境的极端表现， 选取2005～2017年沪深A 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财务弹性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财务弹性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给企业价值带来显著负面冲击； 财务弹性对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企业价值下降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 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财务弹性价值效应存在差异， 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企业价值下降的负面冲击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作用。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电子工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高管认知研究视角

高管认知是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高管认知的视角出发，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对我国电子工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高管认知、 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都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之后， 依然稳健。 高管认知在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该调节作用表明在当职业生涯关注及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产生抑制时， 高管认知能够削弱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实证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短期经营具有负向冲击, 但是激励企业长期绩效的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行业差异; 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 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 短期绩效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 受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企业, 不仅短期绩效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 而且长期绩效受到的激励效应也相对明显。     

宝纺：“三步走”夯实创新根基

<正>去年是宝纺印染建厂20周年，也是自我们创立以来，深感最困难的一年。从国际来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贸易压力不断加大；‘双碳’目标引发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两高’行业首当其冲；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引发全球经济减速，汇率风险增加。从国内来看，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企业必须要加强风险控制和应急管理机制，树立危机意识，深挖内部潜力，做到多元创新，才能不断攻坚克难。”     

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供给冲击压力的宏观闭合检验

利用CGE模型中不同宏观闭合选择的情景分析，本文检验了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主要发现：(1)综合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观点可解释供给冲击压力，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偏重投资等形成供给冲击压力诱因；(2)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供给冲击压力有着不完全一样的解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冲击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则需要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3)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断链断供冲击对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远超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壁垒，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政策启示：(1)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协同对冲市场预期转弱趋势，沉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挑战；(2)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3)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中国新能源上市公司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基于财务松弛的门槛效应

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新能源行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手。本文选取我国121家新能源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在财务松弛不同区间下企业绩效落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自我期望时，会促进企业创新，当财务松弛大于门槛值0.113时，自我期望落差对创新有正向影响，当财务松弛小于0.113时，这种自我期望落差对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社会期望时，也会促进企业创新，当财务松弛大于或小于门槛值0.181时，社会期望落差对创新有正向影响，但在财务松弛大于0.181时，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产生自我期望落差时，通过调整财务松弛区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国有企业要优于非国有企业；当企业产生社会期望落差时，通过调整财务松弛区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非国有企业要优于国有企业；自我期望落差、社会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财务松弛不同区间下东、中、西部地区均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城市层面数据,构建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精神特征越明显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作用越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因企业规模、所有权属性、所处行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应,推动创新型经济增长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2007—2019年我国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对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加剧了这种“挤出效应”,但是,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却弱化了“挤出效应”。进一步比较三种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不存在显著影响。不仅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而且为促进我国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电信业十大经营风险

合规风险指来自政治、法律、法规或企业治理等方面的风险；运营风险是对企业流程、系统、人员和总体价值链产生影响的风险；战略风险是与客户、竞争对手和投资者相关的风险；财务风险指来自市场和实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商业环境复杂多变, 为了有效平衡创新的风险和收益, 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由不同企业接力完成研发过程。对此, 本文提出了可接力技术创新, 用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来表示企业参与和完成可接力技术创新的程度, 反映企业在研发节点的参与和退出策略, 并就技术竞争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策环境对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竞争强度增大、机会成本提高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利变化都会显著降低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财务压力、合作冲突与市场潜力等决定企业一般技术创新退出策略的传统因素, 对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的作用并不突出。     

创新困境下的制造业企业战略响应——基于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响应式搜索行为的研究

随着商业环境动态性持续加剧和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制造业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创新竞争中保持优势位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管理问题。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各种因素，但仍需进一步关注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中采取战略响应行为的多样性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样本，探讨了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下的响应式搜索行为。研究发现，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显著促进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即跨地区和跨行业搜索行为。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样本自选择、双重差分估计以及更换回归方法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主要通过激发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强化高管创新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财务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和分属高科技产业时更为明显。拓展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会驱动制造业企业更倾向在技术水平先进的行业和商业环境成熟的地区进行搜寻。本文将创新管理目标、组织绩效反馈与企业响应式搜索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制造业企业在创新困境下的战略响应行为研究。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     

疫情冲击、企业免疫力与企业绩效

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凭借免疫力摆脱困境，绩效实现逆势增长。本文基于201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财务、制度以及文化3个维度构建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免疫力指标，实证检验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免疫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企业免疫力水平的提高，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缓解，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缓解作用在传统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9～2017 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 从创新投入、产出和效率3个角度衡量企业创新， 研究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 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 供应商关系型交易比例与创新投入、产出和创新效率均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 企业的市场势力能够显著抑制客户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但对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和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生创新中寻求突破2008中国纺织年度创新人物评选全面启动

“在当前行业困难较重的形势下，不少中小企业纷纷倒闭，金融危机给纺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放弃依靠创新求发展的决心。政府政策的调整，只能是一个导向，得到暂时的支持和压力缓解，根本的出路还是企业自身的创新和产业调整，所以我们依然要下决心把创新的事业做好。     

数智化和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智化指数,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具有行业异质性;(2)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3)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质量,对数智化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