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

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是企业充当信用中介,将银行信贷等资金通过商业信用的渠道为供应链的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会导致资金供给链延长,加剧了供应链系统性风险,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因此,其能否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有效减少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把长期借款资金进行二次配置的行为,而且该抑制作用对于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上市公司超额银行信贷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内部风险较低、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以及非高科技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同时,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减少了资金供给的中间环节,进而抑制大型企业充当"影子银行"进行资金的二次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增长

本文利用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地区异质性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3个方面促进包容性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的促进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在人力资本程度较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来加快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RCEP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步入以数字和绿色为发展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在成为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是否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呢?本文基于2011—2020年15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这3种途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基于差异化能源结构的门槛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人口高聚集国家和污染严重国家的碳减排。因此，各国应逐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政府也应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支出。此外，各国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金融支持中小企业一般架构及路径选择

金融支持不力是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强化对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金融支持,应抓住金融结构创新这条主线,通过优化金融工具结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结构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担保信用体系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积极探索中小企业发展创新可行的融资组合;打破制度性障碍,在构建中小企业发展创新金融支持体系方面寻求新发展、新突破.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格局带来了新的冲击,其究竟是加剧还是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业投资,同时抑制其金融资产配置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数字金融对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应在合理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支持并推动数字金融发展。     

中小软件企业的融资问题与政府支持——源于建立区域软件园的思考

本文从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出发,指出中小软件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着重探讨了当地政府可能提供的融资支持措施,包括信用担保资金支持、通过基金公司完成对辖区内软件企业的风险投资、以融资担保协会的形式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等金融服务措施和相应的金融创新支持措施.     

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影子银行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环境,这对于促进实体企业增值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影子银行视角,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效应,并研究影子银行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内陆地区更为明显;影子银行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     

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来自全国26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域绿色创新”研究系统，采用2009～2021年全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得到如下结论：(1)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均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2)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可以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促进本城市的绿色创新，但同时金融科技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并不显著；(3)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在本地效应上的交互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同时数字经济能够矫正金融科技不显著的空间效应，使之正向促进区域绿色创新；(4)基于金融科技的门槛效应，在金融科技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不会支持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发展，而当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会经历由不显著变为正向促进的变化过程。     

吉林省产业集群融资状况分析

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支持力度的大小取决于融资模式和融资方式的创新.吉林省产业集群融资方式单一化,以信贷融资为主,其他融资方式创新不够,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融资难,始终无法解决,进而导致了吉林省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均衡,汽车、化工产业集群发展较快,而且产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其他产业集群发展滞后.通过对吉林省产业集群状况进行分析,一方面阐述金融支持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吉林省产业集群协调发展.     

国内外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政策对吉林省的借鉴

融资难是困扰振兴吉林省经济的一大难题.为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本文参考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支持中小企业的做法,提出了加快组建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支持力度、合理规范和积极引导民间金融等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若干建议.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与绩效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从总结发达国家构建多层次融资平台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经验出发,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实证分析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融资顺序和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方式与其生命周期不匹配,说明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在融资渠道选择方面有待改进,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扶持资金效率有待提高,迫切需要构建多层次融资平台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企业家精神、 融资约束与企业僵尸化的关系研究

厘清中小民营僵尸企业并预防新的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 本文基于 2013～2017 年456 家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 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影响， 探讨企业家精神对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企业家精神可以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 抑制新的僵尸企业形成；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在缓解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的关系中起关键作用。 因此， 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创新精神， 积极履行对股东、 供应商、 客户的责任， 合理筹划薪酬体系， 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 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以山西省煤炭行业面临转型发展为背景,实地调研相关企业与金融机构,分析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机理和存在问题,并利用2014—2017年山西省7大煤炭企业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和科技投入对煤炭企业发展作用明显,但山西省对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较弱、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因此企业需要提升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金融机构提供多元的金融产品服务和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政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力度,共同推动山西省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2007—2019年我国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对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加剧了这种“挤出效应”,但是,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却弱化了“挤出效应”。进一步比较三种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不存在显著影响。不仅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而且为促进我国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 R & D 补贴、企业研发实力及其行为效果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企业技术实力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补贴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否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技术资产与R＆D投入正相关,研发人员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两者均不显著;研发人员正向调节了政府补贴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发挥了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正相关。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浅析——基于普惠金融视角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提升就业、繁荣市场、改善民生、调整产业结构方面无可替代。阻碍小微企业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融资问题。普惠金融的提出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新途径、新方法。尤其是2015年出台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016-2020)》中明确将小微企业放在服务对象首位,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新型业态主体完善机制建设、发展新型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以期对小微企业发展打开新局面。     

信用倾向、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成长——基于长三角工业企业的实证

本文通过构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贷市场的理论模型,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倾向、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成长的内生关系问题。利用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2006—2011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信用倾向与中小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会弱化这种关系。本文研究还发现,信用缺失与融资约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因即追求短期预期金融回报,信用缺失是在此条件下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强化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从而抑制中小企业成长。本文建议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竞合制度、优化中小企业贷款联保平台运行机制、实施中小企业集合担保信贷计划,以化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