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及构筑

从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出发,阐述了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及问题,同时从地方性政策歧视、农民工本身文化素质较低、企业隐性的不安全成本以及特定区域内其主流文化的排他性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原因,认为要从确立公平的制度保障、提供有效的培训保障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保障等方面来构筑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体系。     

农民工进城和留城的政策刍议

本文在对当前农民工向城镇转移中有关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政策体系的设想。认为该政策体系应以城镇化战略为指导,以就业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为基础,以户籍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村土地政策为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需求与现实政策的契合性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人的城镇化中"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与当前政策具有密切契合性:就业看重发展与高质量就业的契合,对城市的认同度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契合。职业教育是实现农民工需求与政策契合的现实选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要从通用性素质教育和专用性技能培训两个角度展开。     

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

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近一年后对中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笔者的课题组组织学生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流出地和流入地对农民工就业状态进行了调研。在对农民工就业状态的描述性统计、交互分类分析、对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转移就业、稳定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与农民工就业不足将继续并存;农民工权益缺失,距离体面就业、生活和权益平等尚远;化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难点来自政策和社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作为中长期完善发展政策、机制和推进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     

诌议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逐渐松动,农民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深层市民化是核心、中层市民化是过程、表层市民化是目的和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市民化同时受到制度、政策以及市民态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要积极寻求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就业权,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实现农民工的公平待遇,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隔阂,并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市民化选择空间。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双重决定——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流动就业调查研究

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受到了来自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双重影响。文章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实地调查结果为例,研究处于双重因素影响下的农民工就业决策机制。文章构建了一个以农民工就业决策为中心,包含农民工、企业、政府三者的双重决定模型,研究农民工流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频繁跳槽和默许等现象。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趋于理性。现实中,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决定于其自身的经济禀赋、企业态度和外部政策环境。通常,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在面对政府的战略调整和政策环境调整时,他们理性地认识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导向的差异以及其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此外,如果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相互配合,而政府的政策相对企业更有利于农民工时,农民工群体则可能利用政府政策对企业形成暂时压力,迫使企业调整工资或者自己采取跳槽行动,争取更多的收益。     

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就业冲击

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就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订单减少或流失,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最先受到生产和出口冲击,进而使得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受到就业冲击。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加深,中国未来城镇就业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为此,我们需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把"反冲击"和"反周期"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起来。     

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为了解经济增长减速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现状,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缺乏技能、文化程度低、农民工被动性流动就业问题突出;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与就业不足、就业增长缓慢;农民工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决定上基本没有定价权,收入水平偏低且有下降趋势。同时,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及职业发展前途有限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改变和调整现行的农民工就业政策,运用法律手段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实施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以推动和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提高其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     

基于社会保护视角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就业保护、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心理保护、政治参与五个方面对吴江区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保护状况进行了考察。吴江农民工社会保护做得相对较好的是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和农民工权益维护(除工资拖欠外)方面,而在心理保护和政治参与方面不理想。在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民工经济社会保护政策的同时,需要重点加强农民工的心理保护工作,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度,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金融危机背景下女性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女性农民工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文章认为,作为弱势中的弱势的女性农民工,要解决其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需要从女性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角度、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依托政府政策支持和服务引导等三个层面共同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三个珠三角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工作环境、收入、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出发衡量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根据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区分两种就业流动形式——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分析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流动是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都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要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满意度,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流动。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各级党委、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文章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为例,围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能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工作提出了政策建议,从广饶县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建议等四个方面分别作了论述,阐述了当前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工作思路。     

如何建立我国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

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但由于全国范围内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各地的政策效果无法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本文试图建立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并选取了2007年"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及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东莞市作为案例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农民工就业和生活政策体系的建议。     

新疆外来农民工劳动就业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的抽样调查分析,认为新疆农民工在就业费用、范围、稳定性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农民工就业仍然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拖欠、克扣劳动报酬等问题。因此,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政策思路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台的相关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1979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人民日报》中收集到的资料,对农民工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从规范农民工管理政策、维护农民工权益政策、关注农民工家庭及生活和农民工就业政策四个方面阐述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政策思路的变迁。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关注就业技能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是促进其市民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推动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思想观念障碍、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保障机制不健全、自身需求不足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就业技能的提升。政府应明确其主导地位与服务责任,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补偿教育、营造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制订激励政策激励以激发需求等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推进市民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户籍制度的约束、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滞后、教育制度门槛设置过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农民工在城市昂贵的居住成本等因素严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因此,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实行平等的就业体制,实施公平的住房政策,并对社会各界进行宣传和引导,消除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的偏见;同时,法制部门应着力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