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分解测度与技术溢出渠道分析

首先构建了行业内研发、行业间研发和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模型,然后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了我国工业行业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Malquist指数,最后使用我国工业行业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本行业研发和国内其他行业研发提升本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的同时降低了行业效率指数,行业内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正,而行业间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进口和出口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显著作用,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的溢出,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正,而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分解

基于DEA模型测算各省份的Malmquist指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构建计量实证模型,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深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及地区性差异。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下降趋势,主要因技术进步变化而引起,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第二,无论是否考虑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均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其中,不考虑产业结构时,技术进步变化降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作用更大;考虑产业结构时,技术效率变化的降低作用较大,技术进步变化的作用有较大的下降。第三,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反映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并未考虑到环保和绿色。     

基于SBM模型的科技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份2009—2017年相关数据测算了各省份(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东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西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大,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通过Tobit回归显示政府支持、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研究

根据武汉城市发展相关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算,构建了城市发展综合指数,运用回归模型对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和工业"三废"分别进行耦合分析并建模,探究武汉城市发展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环境显著相关,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呈"N"型变化,由于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生活废水排放的增加超过了环境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废水减排的贡献,使废水排放总量目前呈上升趋势;武汉废气排放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呈正"U"型,目前也呈上升趋势。基于研究结果分析,提出促进武汉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0-2013年数据

基于1990—2013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三废”排放量或生产量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环境污染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三废”排放量或生产量是正向关系。在长期中,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影响最大,固体废物次之,对工业废水影响最小;在短期,FDI的变化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变化影响最大,废气次之,对工业废水影响最小。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导致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可以通过FDI的行业分布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针对浙江省如何有效利用FDI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排污权交易提升经济绩效了吗?--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SO2和COD排放作为环境投入要素,测算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以2007年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为时间节点,对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SO2和COD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减排成效并不显著,但排污权交易试点不仅在试点省份起到了较好的直接减排效果,而且也提升了试点省份的经济绩效,尤其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用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通过纯技术效率的相对改善,遏制了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中国应继续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通过排污权交易的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使其不仅促进效率改善,更在技术进步层面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总需求、国际贸易与我国省际生产率变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展开的,本文试图从需求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理论上看,总需求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选择、规模经济效益和要素的使用效率等途径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国际贸易则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技术溢出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然后,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在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总需求和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三废排放情况分析

工业三废排放水平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中工作中的关键指标,本文分析了2005~2012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总量及比重变化趋势、单位GDP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废物产生总量逐年上升。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废气排放量、单位GDP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呈现下降趋势。     

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对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持是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文章选择2000—2015年29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

本文在运用全局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首次对2001—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及其数量效应变化和效率效应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TFP,中国工业TFP主要依靠老产品驱动;整体上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基本停滞;2008年后,TFP新产品动能的数量效应和效率效应双双提升,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实现了较快增长,技术效率的新产品动能有所下降;企业规模、非国有企业占比对于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没有显著影响,FDI有抑制作用,出口和R&D投入则有促进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24个主要汽车生产省份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方法,对我国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测算,发现在我国汽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年份中技术效率TE的增长贡献较大,而技术进步TP的增长贡献较小;并进一步选取变量建立半对数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发现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TP和技术效率TE的增长均有较大贡献,而FDI、R&D主要是通过对TE产生作用进而促进TFP的提升;政策并未对TP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鼓励兼并重组主要是产生了规模经济效益。     

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2006—2009年我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我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2006—2009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4.3%,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1.6%,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2.7%,技术进步已失去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性优势地位;我国工业发展需注重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否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受到限制。     

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

文章以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我国内资酒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现状,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我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时序变化和省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这10年间我国内资酒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变化不大,年均增长率为3.3%,上升主要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历年平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没有显著的进步,且不同省域之间的差异较大。     

流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运用DEA方法计算制造业和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使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绩效。结果表明,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运用D-M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效率提升对流通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存在内生性影响,而对流通业技术推广没有影响。运用2SLS处理模型的内生性,进一步支持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FDI和产业集聚对TFP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上海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指数;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上海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产业效率变化实证研究

选取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程度、地理环境和文化理念具有较强一致性的中国西部12省币区（含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物流产业效率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对提高区域物流产业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2007—2012年中国西部12个省的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变动情况,重点剖析备省物流产业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除云南外,西部各省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显著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而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尤其是纯技术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甚至降低。最后结合实际情况,指出西部各省物流产业要提升管理水平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对效率低的省份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局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及SYS-GMM模型

文章基于全局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无效率值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SYS-GMM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07—2016年,工业绿色效率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东部增速最快,中部增速居中,西部增速最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小幅增长,纯技术进步起到了主要拉动作用,纯效率变化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以及高煤炭比例的能源结构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负效应略小。人力资本结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印证"污染避难所假说",而是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