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基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文章根据马克思的内外因理论,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2017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A-F方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在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公共交通服务和疾病等方面贫困特征明显,面临多维贫困问题;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54.9%,多维贫困指数为23.58%。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显示,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疾病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内部原因,而公共交通服务是其主要外部原因;按是否收入贫困农户分解显示,非收入贫困农户也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决胜脱贫攻坚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测度——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后期,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面临着新形势:连片特困地区救助力度不断加大,但扶贫效果不明显,减贫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文章基于新疆南疆四地州327份有效问卷,从多维贫困角度阐释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原因,结果显示:(1)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具有多维性,贫困主体的致贫原因多样化,广度、强度不等,但总体上健康与收入问题是其致贫的主要原因。(2)在脱贫攻坚后期,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趋于等同,差异不大。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措施研究

贫困的研究从一维到多维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多维贫困分析的结果更加科学,更有利于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文章选择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地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研究区,划分健康、医疗、教育、住房、资产5个维度,基于每个单一维度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熵值法进行多维贫困指数分析。研究得出,南疆三地州贫困更多表现为教育和资产贫困,健康、医疗、住房三个贫困维度发展较好,存在着较低的贫困指数。基于此,文章从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减贫措施,以期更好地为南疆三地州扶贫攻坚提供参考。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河北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及预测模拟

［目的］开展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和贫困耦合关系的演变及预测模拟研究,为研究区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和贫困评价体系,运用系统耦合模型和GM（1,1）预测模型,对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对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两系统耦合关系进行了预测模拟。［结果］（1）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度指数呈下降趋势,由0902下降到0761,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略有下降,由0438下降到0412。（2）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耦合类型由拮抗时期过渡到磨合阶段,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型转变为濒临衰退型。低水平耦合县主要分布集中在太行山北部山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北部燕山山区和南部太行山山区各县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3）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和贫困度指数都在降低,两者的耦合度在不断提高,耦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接近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不断降低,协调类型由濒临衰退型过渡到勉强协调型。［结论］快速提高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片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     

采纳生态种养技术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目的 脆弱性是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贫困的重要表现,识别和降低农户的脆弱性是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性脱贫问题的关键。方法 文章基于湖北、湖南、安徽3省974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对其脆弱性的影响。结果 （1）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能切实降低其脆弱性,采纳该技术的农户较未采纳时脆弱性降低280.659%,未采纳该技术的农户若采纳该技术脆弱性将降低44.255%。（2）非农就业水平在农户技术采纳和脆弱性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3）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服务便利性及村庄特征均会显著影响农户的稻虾共作技术采纳决策和脆弱性。结论 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能有效降低其脆弱性,但随着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稻虾户反而更脆弱,因此要完善农技推广机制,健全非农就业保障和帮扶机制,进而发挥稻虾共作技术长效脱贫功效。     

家庭农场与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以集约化土地种植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将极大地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这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选择性行为，也是政府主导和扶持的新型农民的政策缩影。文章探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不同种植规模经营主体对于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行为差异和影响因素。［方法］以新疆棉区的1 043户小规模种植农户和683户家庭农场主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以家庭农场（种植面积267hm2及以上）为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家庭耕地面积是影响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而文化程度、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村里是否有农业合作社是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2)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是影响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结论］（1）农业技术服供给机构应根据农户经营种植的耕地面积，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2）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同基层部门加大对农业技术服务的宣传力度，全面提升种植农户的认知程度。（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业技术服务培育不同规模需求的优良农户。     

石漠化生态脆弱区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目的 通过对贵州、广西4个生态帮扶重点县脱贫人口的调查,识别出返贫风险影响因素,深度剖析返贫风险作用机理,全方位为返贫治理提供方向。方法 文章基于脆弱性理论和事故链理论,使用Logistic回归和决策树模型综合判断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回归分析结果和树形图分析该地区返贫风险生成的作用机理。结果 研究共识别出12个显著影响因素,其中生态帮扶、生态护林员政策是生态帮扶重点县地区特有的影响因素。结论 （1）自然环境问题是诱发石漠化地区农户返贫风险的最直接因素,（2）政策保障对劳动力部分或全部丧失的人群具有重要意义,（3）发展动力是阻断返贫的关键因素,（4）生态护林员政策对有自身发展动力且生态保护意识强的农户更有效,（5）帮扶措施是阻断返贫的有力工具,其中外出务工在阻断返贫风险传导上较其他帮扶措施效果更佳。     

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

［目的］贫困是伴随人类发展社会进程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农村贫困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定量评估农村贫困的多维性和脆弱性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能为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方法］以西藏典型贫困区昌都和日喀则为例,采用入户调查方法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对贫困户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结果］研究区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 研究样本脆弱性指数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23,平均值为036,不同家庭结构和生计策略下贫困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不同家庭结构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家庭收支和贷款,不同生计策略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生计多样性、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支; 样本户由单一维度引起的贫困现象较少,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多维贫困,生计策略以多样型生计策略为主。［结论］研究结论对理解西藏典型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其精准脱贫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效应及提升研究

[目的]乌蒙山会泽片区属于连片集中特困地区,文章分析其旅游扶贫效应,以期为其他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丰富和发展区域扶贫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该文采取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建立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片区游客人均消费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乌蒙山会泽片区客源人次、综合收入、游客人均消费、农民人均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游客人均消费呈现高相关关系;乌蒙山会泽片区无论是旅游人次还是综合收入占曲靖市的比重不高。[结论]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带动农民收入的经济效应呈现逐年持续增加的态势,但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总体不是很高,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利用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快现有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步伐、依托旅游培育增收产业、提升群众参与度、加大宣传推介提高片区知名度,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康体养生,带动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