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和2014年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该地区不同年份扶贫效果,这也为今后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依据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4个方面,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2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2012年和2014年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最终确定绿色减贫指数。同时,分析片区内各贫困县波动较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城乡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结果]2014年相比2012年,乌蒙山片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上升,社会发展能力指标值降低,绿色减贫指数提高了15.40%。各县第三产业比重均降低,但农村人均纯收入都有提高。四川省10个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四川省除叙永县和美姑县,贵州省除赤水市,片区内的各贫困县城乡收入比降低。[结论]2014年,乌蒙山区在落实国家扶贫规划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各县之间差距较大,在今后的扶贫攻坚中,需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考察当地资源储备和环境现状,统筹区域发展。     

基于旅游资源的农村反贫困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分析其空间布局和影响因素,为云南省农村反贫困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以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内15个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模型、集中度模型和分布密度模型等方法分析该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果]结构类型分析结果表明该片区内旅游类型较为丰富,但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目很少,旅游反贫困还处在初级阶段。空间分布类型分析结果从整体上看接近随机分布,但是自然保护区类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均衡度的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整体分布较集中,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通过空间分布密度分析,发现该片区北部和西南部的资源分布密度大,密度最大的区域为绥江县和武定县。[结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但具有集聚的优势,应该积极利用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在政策引导下丰富旅游资源的类型,加强各区域之间资源的共享,实现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在空间格局中的优化。     

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及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试图找到促进海南省农民乡村旅游增收的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法对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概况及扶贫路径选择,对其扶贫绩效以琼中县什寒村为实证,对什寒村乡村旅游扶贫农民增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提出海南乡村旅游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创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能力;完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宣传。[结果]什寒村旅游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4年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显著,2015年旅游收入比2014增长了6.4倍。什寒村自2012年接待游客以来,实现旅游收入从20万元增加到2015年的726.46万元,旅游收入增长了36.3倍。[结论]海南乡村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进一步表明海南乡村旅游和农民增收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农旅融合 打造“强富美高”新杨侍

<正>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杨侍村依托里下河独特的农耕文化和水乡禀赋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业,逐步走出"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发展新路径。现在常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亿元,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五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云南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绩效探析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调查,认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各县(市、区)依托区域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初步形成了高原农业产业集群,农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为实现乌蒙山片区农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同时发现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在产业化扶贫进程中仍然存在农业生产总值比重高、农产品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大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力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片区农产品品牌,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提高特色农业产业扶贫的绩效,确保2020年实现完全脱贫,形成具有片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等举措,以期丰富和发展扶贫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

[目的]探究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分析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意义。[方法]文章利用GIS技术定量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分布模型探究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利用地理联系率探析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的配合度。采用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结果]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具有4种类型,农事体验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43.46%,乡村文化类所占比重最低为2.30%。乡村旅游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4种乡村旅游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都呈现集中分布, 4种类型的景点与人口和经济的配合度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外,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仅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低度相关性,不同经济区相关系数差异较大。[结论]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既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表明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拓展乡村旅游类型,提高乡村文化类景点的数量和比重,促进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不同经济区乡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竞合理论的旅游资源发展潜力评价——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随着旅游收入的稳定增长,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文章立足于武陵山片区区域主要旅游资源发展现状与分类,分别应用"三三六"评价法和模糊综合法对该区旅游资源发展潜力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但发展并不均衡,旅游资源及产品同质性大、重复开发较多,同质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多于合作。该文针对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加强人文旅游资源竞争力的深度开发、提升自然旅游资源合力的整体开发、改善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系统外部环境和利用"旅游扶贫"促进武陵山片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对策措施,以期对该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现实指导作用。     

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调查对象

[目的]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调查对象,依据当地贫困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其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环境绩效,以客观评价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取得的成效。[方法]采用调查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利用长江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课题组在重庆武陵山片区所获得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有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旅游扶贫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65%的受访者认为加快了脱贫致富和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有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近80%的受访者表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但是,也有50%的受访者认为存在飞地效应,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造成生活成本上升,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拉大了贫富差距。[结论]旅游扶贫对增加西南民族地区贫困农户收入有显著效应,生活及卫生环境得以较大改善,但也存在生活成本上升、飞地效应及贫富差距拉大等负面效应。     

多维视角下中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评述

[目的]通过梳理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全面把握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脉络,为合理评价旅游扶贫工作成效和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价值参考。[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研究视角、研究尺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对国内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评价。[结果]不同维度视角下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主要探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及漏损等经济效应,并逐步由经济效应向综合效应转变;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效应研究是未来宏观尺度下重要的研究方向。微观尺度下,贫困人口的受益效应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效应、社区参与、收入差异效应及自我感知效应等方面展开;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贫困人口的旅游参与和综合受益。[结论]深刻认识旅游扶贫的本质和目标;建立全面、科学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创新旅游扶贫效益研究方法;不断完善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内容。     

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对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期为四川省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方法]文章对四川省旅游扶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括,并总结出了目前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弊端,然后根据问题和专家意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指标评价体系,确定了指标权重,进行分析。[结果]根据四川省旅游扶贫主要问题和专家意见归纳出影响四川省乡村旅游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推广力、乡村旅游吸引力、游客需求力等3个方面。从上述3种驱动不同指标的权重值分析得出,3种驱动力中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最为重要,其次为游客需求性,最后是政府的推动作用。而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区位条件、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完善度是影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游客旅游动机和信息来源是影响游客需求的主导原因;政府的监督管理与科学引导是实现推动力的主要体现。[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发展前景无限,潜力巨大。由于四川省乡村旅游经济与发展动力不足,应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明确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努力提升驱动力水平。     

三峡库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演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旅游产业作为高附加值的“无烟工业”，已在国内外众多的旅游扶贫实践基地取得了丰硕成果。基于三峡库区旅游扶贫取得的成果和发现的问题，探究库区旅游扶贫的时空分异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利于总结成功经验，并为后期库区旅游产业布局提供参考。［方法］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出2011—2016年三峡库区各区县旅游扶贫效率，对年份数据开展MI指数分析评价，形成时间分异规律，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分别从产出效益角度和投入—产出效益角度分析其空间分异规律，后期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得出了影响库区旅游扶贫效率的诸多因素。［结果］三峡库区旅游扶贫效率同时具备聚集效益和区域差距的特征，库区扶贫效率整体向好，整体出现梯次分布格局，呈现出两端较高、中段偏低的地域差距。［结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财政支出状况对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旅游综合收入、旅游人数则对效率提升有负面影响。     

生态旅游视域下的岷江上游贫困山区生态安全评价

[目的]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准确评价生态旅游影响下的区域生态安全状况,是推动少数民族山区实现旅游资源环境与区域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方法]以岷江上游贫困山区为例,应用灰色系统理论与熵值赋权法相结合,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生态旅游视域下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将评估指数与经济收入状况及贫困人口分布进行空间耦合。[结果](1)区域当前处于较安全水平,生态旅游开发适度;(2)综合评估指数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正相关,且城镇居民在旅游开发中受益与机会较农牧民多;(3)综合评估指数与贫困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与农牧民纯收入增长率没有必然联系。[结论]区域脱贫能够改善当地的生态安全状况,适度生态旅游开发是区域脱贫的有效手段,但应注重扶持农牧民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增加其旅游收益。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根据农户调研实际情况,运用适应性评价模型对农户的适应性综合值进行计算并评价。结果表明: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影响最大的是经济适应性因子,影响最小的是生态适应性因子;对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了解度、年旅游收入、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的意愿度以及对游客的欢迎度的综合权重较大,传统节庆活动的参与度、使用清洁能源程度的综合权重较小;总体评价为较为适应,但综合得分值较低,仅为3.106。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适应性情况,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给予困难农户更大的扶持力度、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和实行多项扶持的发展建议。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通过构建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一种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有效评价和量化的方法。[方法]文章以海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参阅相关文献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海南旅游自身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海南乡村旅游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经济系统、管理服务系统等4个维度、39个具体变量组成的指标体系框架,并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结果]系统层四大系统权重大小分别为:乡村旅游资源系统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乡村旅游环境系统乡村旅游经济系统;要素层权重分别为:乡村资源质量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经济效益;指标层权重分别为乡村环境质量指数乡村旅游收入乡村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文化保护投入乡村(门票)收入比例=乡村综合管理水平乡村旅游地设施=乡村旅游投入比例乡村旅游机构与制度完善程度。[结论]从总体来看,海南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其中系统层乡村旅游资源系统和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所占比重较大,说明海南乡村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也证明了乡村旅游管理服务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指标层每一项具体指标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权重大小不一,总体相差不是很大。     

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发展趋势灰色预测

［目的］随着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创意农业成为新经济发展下的新型产业，研究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和发展趋势，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方法］文章以创意农业发展为背景，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自适应灰色预测模型对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趋势进行灰色预测。［结果］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权重值最高为0110，表明在创意农业资源利用评价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为重要。综合评分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分最高为0429分，该结果说明创意农业较大地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综合得分为3927分，处于较高利用水平，但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于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灰色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方向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形式为主，设施农业发展仍处于弱势。［结论］整体上看，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处于较高水平，但发展不均衡。从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看，江苏省创意农业将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的形式优先发展。因此，在保证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设施农业的发展速度，以保证江苏省创意农业全面、平衡地发展。     

中部四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区域时空差异研究

[目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解决农民增收有助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方法]通过文献查阅法了解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构成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而结合定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从区域角度和时间角度对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构成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特征及形成的原因。[结果]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构成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整体上看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水平,其中江西省和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持平,高于河南省和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比重随时间的延长发展改变,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高于山西省和江西省,河南省和山西省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湖北省和江西省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变化幅度不大。[结论]通过分析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构成的区域差异及形成原因,为发展和提高中部地区农民收入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精准扶贫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目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 853万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于揭示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的山西省为对象,基于2010—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不同贫困程度县(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结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为: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非贫困县的3倍,而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省级贫困县的2倍;共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比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揭示出如果忽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的变化,则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约1.5～4倍,再次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探讨政策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农业产值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土地状况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明显。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