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虎”：一个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解读

中国既有的经济改革过程曾经出现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制度变迁现象,＂笼中虎＂便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这种现象产生于经济体制转换伊始的特殊时期并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过程;它一直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却长期被人们视作偶或发作的短期金融＂症状＂而等闲视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初步描述与解读,本文发现,＂笼中虎＂的产生机制深藏于由＂放权让利＂改革所触发的财政与银行体系汲取能力的相向变化过程。由于国家无力在短期内修复与重建残缺的内源融资制度,最终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被迫承担起了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为了确保在银行体系账面上迅速积累的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又不得不慷慨兜揽了与此相关的几乎全部金融风险。尽管在既有的改革过程中＂笼中虎＂罕有发作甚至长期表现平稳,但对其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却牢牢钳制着金融改革路径的选择。当随后的金融制度演进需要市场因素的成长时,才发觉金融市场化的空间已被既有的改革逻辑＂挤出＂,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从此便注定长期遭受＂市场化悖论＂的困扰。     

“中国模式”:挑战与提升策略

政府主导性渐进式改革依据中国国情,致力于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与制度保证。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但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继续提升改革绩效有赖于制度协调变革的持续推进、恰当定位市场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市场化推进以及公民社会培育等几方面的策略选择。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苏南模式”演进

旨在分析"传统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演进的特点及其内在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使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可利用"路径依赖",使经济发展的模式与地区初始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府化解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提供强制性制度供给,以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与转型风险——兼论“中国模式”

自经济体制改革为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全面社会转型期。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药方"存在着诸多制度缺陷,并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本文对比了中国改革前后的主要社会变化,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施行效果和中国发展模式独特的转型途径与制度设计,最后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转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思路。     

当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

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动力、方式等因素,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现代报业发展变迁的“两阶段论”基本理论框架,第一阶段即政府主导、以经营分配环节为制度变迁突破口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强制性企业化;第二阶段是指报社主导、政府规制、以采编运作环节为制度变迁突破口的“市场利益推动型”诱致性市场化。本文暗示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报业必然要在政治-经济的双重角力下渐进式前行,相比于国有企业等经济制度的变革而言更为曲折与反复,但是报业的产权市场化进程对中国报业未来的发展影响可能较之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     

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利率市场化

我国多年来的金融改革仍未突破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发展路径,并在存款利率等方面形成新的金融压抑。存贷款利差扩大不利于银行创新改革,成为利率市场化的阻碍因素。我国在实行赶超型金融发展战略中,为不被旧的路径锁定,使利率市场化顺利进行,最佳选择是在既有路径中边发展边修正改造旧路径,调整金融结构,变银行主导型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职能也应及早转变,促使政府主导的供给型金融向市场主导的需求尾随型金融转变。     

金融制度渐进变迁中的“政治银行家”

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完全取决于“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特定利益偏好结构及利益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副主席认为政治银行家对政治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对制度变迁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     

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利率市场化

我国多年来的金融改革仍未突破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发展路径,并在存款利率等方面形成新的金融压抑.存贷款利差扩大不利于银行创新改革,成为利率市场化的阻碍因素.我国在实行赶超型金融发展战略中,为不被旧的路径锁定,使利率市场化顺利进行,最佳选择是在既有路径中边发展边修正改造旧路径,调整金融结构,变银行主导型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职能也应及早转变,促使政府主导的供给型金融向市场主导的需求尾随型金融转变.     

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利率市场化

我国金融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仍未突破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发展路径,并在存款利率等方面形成新的金融压抑,存贷款利差扩大不利于银行创新改革,成为利率市场化的阻碍因素。运用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理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在实行赶超型金融发展战略中,为不被旧的路径锁定,使利率市场化顺利进行,减少金融改革中银行业的风险,必须在既有路径中边发展、边修正改造,调整金融结构,变银行主导型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职能也应及早转变,促使政府主导的供给型金融向市场主导的需求尾随型金融转变。     

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与基本特征的思考

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主要受初始条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利益集团的要求等因素的制约,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非农村经济主体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制性供给;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路径相背离;农村规范的外生金融与不规范的内生金融的冲突贯穿于整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全过程。考察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得出: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金融制度结构与农村经济制度结构不对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制度变迁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探索

中国农村60年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转制成本,保证了整个工业发展的大局,但却带来农用资金外溢、金融机构缺失、金融环境抑制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制度转化问题,建议通过强制性变迁与诱导性变迁相结合的转制方式,实现政府主导向金融功能主导的转化,探索建立新型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这对于深化金融制度的协调性、金融组织的创新性、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问题

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行一般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并进一步提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采取的几个重要战略性对策:(1)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2)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合理增长;(3)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推进体制改革;(4)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5)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土地市场化路在何方?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2003—2008年23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严重阻滞了土地市场化进程。在土地财政模式等相关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仅无法承担起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其具体行为模式还会使土地市场化改革面临着更大阻力。中国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根本出路在于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这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微观土地市场主体的自身努力程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两依”制度建设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示范点建设工作已开展四年,为财政系统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探索性贡献,随着制度建设的推进,试点单位逐步总结出一系列值得推广的经验,但仍需从理论的角度对此类改革经验进行分析,使其更具有实践价值。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分析试点单位的变迁进程,探讨我国未来推广"两依"试点工作建设所适用的改革路径,认为"两依"建设,未来应结合政府主导强制型与需求诱致型两类制度变迁路径,实现我国财政制度的优化升级。     

“三农”发展中的市场化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市场的变迁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流通模式,促进了农村市场化,有力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浙江农村市场的发展实践,充分说明在"三农"发展中,市场化因素的作用和贡献不可忽视,在政策导向和具体实践方面应给予高度关注。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 的模式比较及政策约束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财务重组既是改革的起点，也是制约其后续改革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损失承担与资金注入主体的变化为切入点，对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模式及其变迁作了比较制度分析，思考了其政策约束效应。本文的结论是在财政部和央行交替主导四大行财务重组的背景下，由于重组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好银行/坏银行”模式的实际效果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并非实质完成。这已成为利率市场化、银行运营市场化及AMC转型等金融改革的现实约束因素。     

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

金融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而公债将国家财政和金融发展联系起来,推进了金融革命和经济转型.文章基于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的资料,探讨了近代化过程中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现代金融体系转变与成长的演进路径以及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层次和阶段.研究表明:(1)金融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始于政府财政体制的变革,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新式银行和公共债务市场到私人融资和资本市场,再到完备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综合发展的演进路径;(2)近代中国的政府公债既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成长,又决定了其发展水平;(3)虽然金融的现代化转变已经启动,新式银行体系也已初步形成,但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公共债务支配的时期,以股票和企业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仍然没有到来.当前,我国正处于政府债务和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推进银行体系和公共债务市场的改革,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利率市场化改革:比较与借鉴

制度环境和制度建设是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从制度变迁主体和诱因两个层面研究美、日、德、韩四个国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是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市场推动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作为改革突破口的金融产品创新要求金融机构在适应竞争性金融环境的同时强化其财务硬约束。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稳定性。     

近代中国两种金融监管制度的比较: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研究

近代中国前后出现了两种金融监管制度,即北京政府时期的市场化监管制度和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化监管制度。在市场化监管制度模式下,因政府监管的缺位,中国金融业出现大发展与大混乱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以后,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确立了行政化监管制度,在行政化监管制度模式下,政府取代市场主体成为金融监管的主体,政府法令取代同业法规成为金融监管的主要依据,政府的介入降低了交易费用,使中国金融业在抗战爆发前结束了长期混乱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