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转变

"新常态"的内涵本质是经济再平衡。经济"新常态"下,因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和消费偏好由实物向服务转变等原因,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短期内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应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将结构调整摆在更突出位置,紧紧抓住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关系弱化的契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经济再平衡。"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要加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统一、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政策微刺激实现精细化管理,探索"旧常态"下宏观调控弊端的体制原因,推动深层次改革。     

良性与恶性“通缩”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对近期中国经济趋势的考察

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9%以上),但仍属较高增长(近3年分别为7.7%、7.7%、7.4%),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近3年CPI分别为2.2%、2.3%、2%),更为重要的是顺利实现了就业目标(2014年提前3个月实现全年就业目标),可以说出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组合状态,形成了与"滞胀"相对应的"长缩"。从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低失业的组合状态下出现的"通缩"是良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通缩"是由于供给扩张所导致。由于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所形成的扩张效应导致的"通缩",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失业率下降;如果是由于需求萎缩导致的"通缩",相对应的则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上升,即所谓恶性通缩。~①对于良性通缩,政策上无须多虑,对于恶性通缩则必须予以扼制。我国经济现阶段,既存在需求疲软的恶性通缩冲击,也存在供给扩张的良性通缩冲击,因此,可能出现多种复杂局面,或者出现需求萎缩的负面冲击效应显著大于供给自然扩张的效应,形成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有"缩"无"长";或者出现后者大于前者冲击,形成通货膨胀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上升,有"缩"有"长",或者出现两者对经济增长冲击作用相等,使得经济增长率不变,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不同局面对宏观调控有着不同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2015年中国的总需求变化和总供给变化,对宏观经济态势和特点作出判断,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分析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转变,货币政策由大规模刺激转为微刺激和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更加灵活;财政政策的主基调转变为减轻企业税负,增加民生支出,完善社保体系;产业政策以淘汰落后产能、重组过剩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为主。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继续扩大开放,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发起设立国际金融机构,推动自贸区建设,从产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产业输出与产品输出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经济合作,带动各国经济共同繁荣。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表现出新特点: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政策将是连续和稳健的,不再大起大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改革和创新来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全新的国际经济战略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转变:从需求扩张转向供给激励

需求政策的价值在于恢复,但对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结构调整没有任何启动意义。相反由于过度使用需求扩张政策,导致微观主体更为相信需求扩张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常态,而会采取更规模化的扩张。需求激励只要超出了稳定经济的范围,政府过多地进行相机抉择的政策,很容易让微观主体犯上需求扩张依赖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转型,从需求扩张转向稳定需求与供给激励相结合的总量政策,这样才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完成增长路径从依赖于需求扩张的规模赶超增长向依据供给激励下的内生创新增长的路径转变。     

中国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分析——2022年的回顾与2023年的展望

202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3%,经济运行呈现V型走势,比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低2.5个百分点。展望2023年,全国总人口减少、劳动力急剧下滑、新冠肺炎疫情走向、市场预期转变、前期政策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问题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此外,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及货币危机、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点。鉴于此,2023年的政策目标应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需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形成政策组合。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研究

在过去"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数量方面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其中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失衡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效率的下降,经济结构失衡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供给结构改善等政策将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径。     

中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诱发依存、动力来源及因素分解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从需求侧系统估算了最终需求增加值、生产总值的诱发结构并刻画了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边际贡献在于从需求结构分解影响总产出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结果表明:消费需求增加值诱发系数最高而其生产诱发系数最低,出口扩张增加值诱发系数最低而投资生产诱发系数最高;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正在形成;增长因素结构分解揭示国内需求扩张效应是决定总产出增长变化的主导效应。启示在于:新阶段供给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在于形成从"需求为抓手、供给为动力"转向"供给为抓手、需求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内在诱发依存关系,决定了新动能培育路径是由供给主导向消费主导升级的根本性转换。     

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条件变化及应对策略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实施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就业压力趋缓;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外汇占款下降;货币供给同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联系显著弱化。传统货币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过程中表现捉襟见肘,而持续的工具创新为新常态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强化政策利率变动对融资成本的影响;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以货币精准投放替代全面宽松;善用"窗口指导",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常态化机制,提升货币政策实施透明度。     

“新常态”中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发展正在酝酿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外需变化等诸多"新常态"经济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常态"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在政策层面和经济学界层面已经形成了高度认同。"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战略逻辑选择。"旧"常态的高速增长,是基于后发优势的追赶进程。我国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于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和制度改革释放的红利,形成了以增量扩能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以规模速度为特征的粗放增长方式。随着追赶进程的演化,     

扩张政策下的货币因素分析——基于中国长期超额货币供给视角分析

本文是笔者看到自2008年10月以来中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式,对当前形势下采取扩张措施可能对未来物价带来的影响进行思考。在研究过程中,应用传统的费雪货币供应方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供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在过去30年来一直存在超额货币供给状况,即在中国,从货币角度考虑一直存在通货膨涨的陷阱。另外,通过对货币超额供给可能带来的问题分析,联系当前国内所采取的以确保未来经济较高速度平稳增长的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出中国国内市场在未来短期内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为消除金融风暴影响、确保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措施时要谨防通货膨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具体国情,实现以刺激需求为主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建设目标的平衡。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

本文围绕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现代增长理论的缺失问题和增长阶段转变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现代增长理论忽略需求因素的制约,对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和应用性,面临实践过程日益突出的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长期增速大幅回落,主要是受到内需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速下行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扩张拉动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内需增速的变化,影响需求长期增速的因素既有供给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长期增长政策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新常态下中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境与对策

新形势下国内化石能源市场正处于"需求强度减弱期、过剩产能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同时可再生能源有效供给量不足。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减少煤炭使用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本文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诉求,以应对气候变化和雾霾治理为背景,厘清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提炼新常态下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并从管理体制、技术创新和政策保障三个层面提出推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协同推进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但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需求结构依然处于失衡的状态,表现为产能过剩矛盾加剧,消费难以快速增长,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增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推进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宏观调控下一步主要是通过内外需协调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等方式促进经济的稳态平衡增长。     

重化工业阶段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

进入工业化过程的重化工业阶段后 ,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 ,而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劳动力供给高峰期 ,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今后应把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 ,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教育与人力资源适度超前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关联产业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采用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缓解就业压力     

我国供给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综述

正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强调的是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短期内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成本,在长期内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能力,即经济潜力的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3—2004年

中国经济景气在2003年继续其2002年以来的扩张倾向,全年GDP增长率将接近9%,并且将在2004年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21世纪上半叶,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历史趋势,核心通货膨胀率将处于较低水平。在当前经济扩张的初级阶段,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增加就业、保持结构平衡和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多重政策目标。     

"最后雇主"与"劳动力缓冲储备"——就业理论的拓展与实践

受限于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政策易于满足产出需求,但难以满足就业需求。明斯基等人提出的最后雇主就业理论认为政府可通过直接雇用劳动力和营建劳动力缓冲储备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劳动力缓冲储备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在逆周期的扩张和收缩中可起到稳定需求、改善供给的作用。最后雇主计划设计了一种政府与市场互补、互动的二元就业模式,使需求管理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就业需求,它对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提高劳动参与率具有借鉴意义。     

欠发达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中的就业形势分析——以海南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为例

随着海南特区经济的复苏,海南就业形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同时,也暴露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劳动力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经济高增长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劳动市场不对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实施"小巨人"战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等建议.     

准确把握新常态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下,文章探讨了新常态下壮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新引擎,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钢铁产业“去产能”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钢铁产业"去产能"任务艰巨,涉及经济、社会、区域发展、人员就业等多方面问题,如何合理平稳地实现钢铁产业"去产能"至关重要。新常态下钢铁企业不应简单地以产值、财税贡献为基础做"加法",而应以经济增长极限、市场容量限制、资源与环境约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区域产业定位、物流设施等约束条件为极限做"减法"。有关部门应建立钢铁产业"去产能"的评价标准体系,确定"去产能"的规模与范围;还应建立环境预算制度,引导钢铁企业"去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实现钢企减量提质增效;结合企业的财务和就业负担,统筹协调"去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