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地区农民为例

文章对北京地区702个农户进行了调研,探讨了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意愿和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并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了验证。结论显示: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意愿与其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具体而言,影响农户自愿供给意愿的因素包括现有公共品供给指数、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的自愿供给认知、村民的参与程度、村委会财务透明度以及年龄,其中年龄是负向影响,其他因素均为正向影响。而对于农户自愿供给的水平,公共品供给指数、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村委会财务透明度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农民的自愿供给认知、村民的参与程度也仅对个别公共品存在显著影响,年龄的负向影响则得到了加强。     

农户参与新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新农村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财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零税费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提升农户参与新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意愿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基于农户自愿供给的角度,建立了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农户在单价段博弈中容易陷入"囚徒困境",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过程中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应该采取典型示范、增加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存量、发展民间组织、完善农户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实现多主体供给等多方面的激励机制,使农户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研究

基于3省245个农户的调查表明,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公共品是卫生医疗、农田基础设施;农民的公共品需求有如下特点：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和义务教育,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的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质量、价格和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最后,对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     

农户参与新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新农村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财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零税费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提升农户参与新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意愿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基于农户自愿供给的角度,建立了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农户在单价段博弈中容易陷入"囚徒困境",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过程中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应该采取典型示范、增加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存量、发展民间组织、完善农户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实现多主体供给等多方面的激励机制,使农户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鲁、豫、川4省68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4省684个样本农户数据,运用多元排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控制相关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并不能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而前景预期、政策了解度、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设立固定回收点或与回收企业合作、合作社参与等因素更能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为此,可以采取发挥非经济预期的作用、构建财政补贴机制、健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机制、利用合作社平台等措施激发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关键行为动机,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生态振兴。     

多维社会资本对贫困区农户合作供给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研究

利用宁夏、陕西、四川部分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了多维社会资本对贫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和合作供给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64.60%的农户自愿与其他农户合作供给生活垃圾治理,平均合作供给水平为每户58.18～90.06元/年,每人15.90～24.60元/年。多维社会资本变量中,互动频率、组织参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名声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有正向影响,人情参与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有负向影响。互动频率、组织参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程度有正向影响,人情参与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程度有负向影响。     

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调查研究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4个欠发达农村的212家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调查,得出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被调查人特征因素,被调查农民中的男性和学历越高者对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更强;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越强;在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因素中,粮食作物占种植结构比重和农产品出售比重均与参与合作社意愿成负相关性;当地环境特征因素中,地方专业种植养殖的发展程度与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从地形环境特征来看,山地和丘陵地区农户参加合作社意愿较弱,而平原农区农户参与意愿较强。     

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研究 ——基于我国“十县百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十县百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一致性问题。统计分析表明,农户最需要的三类公共品分别是乡村道路、灌溉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通过对比村级和农户的公共品建设意愿发现,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一致性程度很低。进而本文采用多元logit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一致性的因素有：性别、是否党员、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是新农村示范村、村长是否选举、村级公共开支总额。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1个村的实际调查数据,从农户参与意愿比率和参与模型两个层面,研究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户参与意愿调查表明,农户普遍关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农户选择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农户风险态度、产量风险、价格风险和减灾投入成本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灾害影响程度的认知、肥沃程度、灌溉条件、耕地面积、专业技能、家庭人口数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加入农合组织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显著影响。     

后退耕时代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采用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政府强制推动的背景下,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及政策执行力度是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主导因素,退耕还林净效用、家庭禀赋的作用弱化。其中:①政府强制参与将导致农户抵制;被征求过意见、了解补偿政策、知道退耕还林目的和按时收到补偿款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强。②土地机会成本对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几乎没有影响,但土地机会成本上升、造林营林成本高,削弱了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同时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③林木及林地产权收益的正向作用显著,经济补偿、林业收益、结构调整收益的影响未能得到证实。④以种植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弱。     

基于IAD模型的空心村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基于IAD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宅基地确权与相关管理政策、空心村治理配套政策、整治目的与整治模式等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意愿强度为78.92%,对资金补偿政策的利益诉求,以及立足于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促进乡风文明的治理目的,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意愿;拆旧复耕(还林)、拆旧建新的整治模式最为农户所接受。职业、经济水平、超面积有偿使用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耕地资源禀赋、宅基地空心化率、交通基础状况等存在负向影响。应尊重农户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鼓励参与意愿强烈和有条件地区率先开展空心村治理,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与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长沙市宁乡县为例

宅基地的合理流转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长沙市宁乡县10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农户仅占40.6％.农户家庭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在外是否购置房产、宅基地流转能否提高幸福指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为了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政府应尊重农户自身意愿,拓宽农户就业渠道,合理分配流转后利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湖北省百户农户投资行为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

通过湖北百户农户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对土地投资的意愿、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家庭总投资的变化以及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等投资行为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热情和意愿不高。因此,提出要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和增强农户积累以及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等措施。     

湘江流域农户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意愿分析

运用Logistic-ISM模型,以367位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湘江流域农户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层次结构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显著影响农户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意愿的因素中,政府部门的监督与宣传、村镇是否有村容管理规章、国家防污规制政策的影响、对生猪排泄物污染程度的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得的难易程度、是否参加过养殖培训是中间间接因素;养殖规模是深层根源因素。促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提升农户文化素质、完善养殖污染防治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户生猪养殖污染的治理意愿,降低养殖污染。     

中部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农户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际调查

借鉴条件价值评估法,基于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际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对农户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结果显示: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较高,其中68.9%农户表示愿意支付。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健康状况、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以及年龄。根据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公共物品特征,应从重视政府的驱动作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优化收入结构,界定支付领域等主要方面来促成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同时亦可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与河长制治水绩效研究

沿河农户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治水有助于弥补“官方河长”的治理效能不足。基于陕西和宁夏的560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河长制治水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农户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物质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参与行为,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治理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治水绩效,且参与治理内部存在“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整体效应上,参与治理作为中介促进农户资本禀赋对治水绩效的影响,且治理效果存在“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优先次序。基于结论,为提升河长制治水绩效,建议强化农村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农户参与治水资本赋权;完善农户为“民间河长”的参与制度规范,并构建农户可及的治水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信访窗口和对策采信投票栏。     

产权认知、组织信任与农户入股意愿——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都市150户农户的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农户的产权认知水平、对组织的信任度与入股意愿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对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政府支持力度对农户的入股意愿也有一定积极影响。为此,政府应从提高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制、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等方面提高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     

西部地区农户环境保护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广西CX市为例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现状,提高农村环境政策实施效率,本研究对广西CX市40个村的400户农户展开入户问卷调查,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行为,结合调查数据运用Logisitic回归方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环境保护意愿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自身健康状况、劳动力空心化程度、农户对农村水质的认知以及支付保洁人员清洁费用6个变量不同方向上相关,并运用条件价值估价法测算出总样本的年支付意愿为36.144元,占农户年平均收入的0.21%。研究表明,应进一步加强对环保知识的教育培训,加强饮用水源区保护,重视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一步落实"清洁乡村"工程,制订完善清洁乡村村规民约,落实环卫保洁员政策;改善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状况,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户环境保护意愿能够逐步提高。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状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2002～2011年全国村社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近10年来它有了怎样的变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文章利用2002～2011年三波全国农村调查数据资料来进行分析,将村级民主治理细分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监督和民主自治三个层面,并以村级基本公共品供给绩效来观测民主治理的实际效果。研究表明,以村民代表会议议决的决策实践已渐趋常规化,以民主理财为核心的民主管理组织建构已逐步健全,但村庄"一事一议"的开展力度仍需加强;民主监督的功能发挥取得了较大发展;民主自治仍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但在日常治理的过程中乡村关系日益松散;村级基本公共品供给绩效已稳步提升,但同时也面临较大压力。影响基层民主治理及其绩效的因素是多元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结构、政治基础和区域地理是四类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