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宏观审慎政策减少了资本异常流动吗?——基于跨国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199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38个经济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异常流动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概率,特别是在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方面。具体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每收紧一次,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发生的概率分别降低2%和3.4%。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对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发现汇率制度越灵活、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异常流动,特别是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越有效;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有效性提高,但对资本撤回的有效性降低。以上发现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和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协调搭配研究

通过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构建具有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框架,分析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模拟分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1)在政策抵御外部冲击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增速、抑制汇率风险;(2)在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合使用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价格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3)在政策协调搭配方面,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数量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经济波动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均较小,然而面对技术冲击,两者搭配反而会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稳定。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提升国内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通过构建两期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得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联动性的结论，并利用1997—2020年53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倾向得分回归检验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并降低资产价格联动性，在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外汇储备更多的经济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使用包含强度信息的LTV工具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减轻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管理有效性

本文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有效性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框架分析,引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变量进行赋值,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90-2020年宏观审慎政策运用较为频繁的典型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加入全球金融周期因素前后的参数估计进行了比较。实证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是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降低了政策工具有效性。各国在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作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加受到重视。聚焦外汇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来降低资本流动风险,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国内金融风险从而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银行非核心资金和未对冲的外汇风险三种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虽然有效性总体得到认可,但不同渠道间依然存在一定异质性;第二,虽然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和政策漏损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政策漏损的存在及其对有效性的影响;第三,部分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间接影响,且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本文在总结当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我国债务杠杆率、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我国债务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存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理论表明，债务杠杆率的持续扩张会加大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可明显降低此不利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金融稳定综合指数，引入单一与联合的宏观审慎政策变量，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是否可以有效调节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中引入存款准备金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调节效果显著；引入贷款价值比之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也不再明显；引入宏观审慎联合指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减少，甚至呈现出正向作用，与引入宏观审慎指标之前相比调节作用明显。因此，应大力降低债务杠杆率，提高金融稳定的边界；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尤其是根据实际情况搭配运用好各种工具。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比较研究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会影响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吗?——基于全球辛迪加贷款市场的研究

本文使用全球辛迪加贷款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其他经济体贷款者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宽松(紧缩)的美国货币政策会显著提升(降低)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渠道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通过离岸美元市场、借款者所在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和汇率水平、借款者资产价格影响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紧缩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全球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此时借款者所在经济体采取宽松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应对的效果不佳。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完善宏观审慎调控框架,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防范化解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