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贸易开放度会影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吗?——基于54个经济体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世界各国频繁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流出的现象,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参考Forbes&Warnock (2012)的方法,基于54个经济体1991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构建极端国际资本流动时期数据库,可识别四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类型:"激增(Surges)""骤停(Sudden Stops)""外逃(Flight)"以及"撤回(Retrenchment)"。基于该数据库,分析贸易开放度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国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发生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的可能性越低。第二,在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贸易开放度对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贸易开放度对外国资本流动和本国资本流动均有显著影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开放度仅影响本国的资本流动,对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贸易开放度对长期资本极端流动与短期资本极端流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建议我国应继续坚持贸易开放政策,且此后分析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应将其细分为激增、骤停、外逃和撤回四类,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应区分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异常流动情况。     

制度水平与双边股权资本流动——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66个国家2001-2009年的双边股权资本流动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了制度水平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水平对股权资本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母国的制度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制度水平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作用是稳健的。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传统的直接运用引力模型对双边资本流动的估计是有偏的,而Heckman两阶段估计是无偏估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利用2007-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尽管存在消极影响，但由于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和政府利好政策，国内（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促进中国OFDI；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主要通过失业、利率和OFDI风险途径抑制对该国的OFDI。（2）母国和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影响效应因对外投资动机存在差异。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资本类型和流向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9年的季度数据,采用GMM方法和TVP-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总资本流动以及不同类型、不同方向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抑制了总资本净流入,且该负向效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均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总资本流出,该正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分类型看,在流入方向上,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证券投资流入,短期影响较大,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对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总体上为负向效应,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使得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的同时,也对其他类型投资产生了持久的挤出效应。在流出方向上,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出,且短期效应较强,对证券投资流出的影响为负,且不断加深,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其他投资的同时,使境内证券投资者“本土偏好”增强。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避免过快推进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动规模和方向产生扭曲作用。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我国长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

跨境资金流动是指一个经济体资金流出与流入的状况，参照金德尔伯格（1985）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定义，可以把跨境资金流动划分为：贸易性、转移性、生产性和金融性。其中，贸易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由货物和服务贸易而产生的跨境资金流动；转移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资金单向的转移，不涉及归还或偿还；生产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通过投资实体经济，获取长期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款收益等；金融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包括套利性、保值性、投机性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即俗称的“热钱”。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明显缩短,证券投资资金占比明显提高,对新兴经济体的顺周期性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影响资本流向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扰动因素。从长期看,结构性因素将导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并且其作用将不断强化;从中期看,周期性因素仍将决定资本流向,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对资本流动将产生不对称效果;从短期看,扰动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还将存在,但作用相对有限。     

哪种类型的资本流入急停更能影响经济增长?——基于不同收入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44个新兴经济体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首先应用OLS和TSLS方法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入急停的经济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直接投资急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证券投资急停和其他投资急停的影响次之。随后,进一步以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不同收入水平组,检验各类资本急停对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经济体,直接投资急停能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急停和其他投资急停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三种类型资本急停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最后,通过系统GMM方法对模型重新估计,发现结论是稳健的。这提示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开放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资本流动的分类监管,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顺周期,还是逆周期? ——中国分类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及其变动研究

利用我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数据,基于非参数bootstrap技术,对中国总体及分类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及其突变点前后的变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具有异质性,总体、直接及其他投资流动净额及流入额具有顺周期特征,各类资本流动的流出额及证券投资则不具有显著的周期特征;资本流动突变点的发生通常会导致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加强及周期特征逆转.因此,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

<正>欧债危机在欧元区内部逐步由债务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同时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国际贸易等渠道传导至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欧债危机使得全球贸易陷人低迷,失业率上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欧债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震荡,一方面,欧债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对信用衍生产品造成了严重影响,并对全球银行业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收缩,直接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证券投资流向发达经济体。目前,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步履维艰,全球经济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金融风险冲击下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迅速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多重风险叠加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采用面板局部投影法，考察风险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发现杠杆率较高、金融市场摩擦较大、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会遭受更严重的负面冲击。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小国开放DSGE模型，详细分析全球金融风险冲击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杠杆率较高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使企业风险溢价上升幅度更大，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资本流动顺周期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显著抬高国家主权风险溢价，使国内基准利率上升，放大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等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渠道分析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对全球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也从各个渠道产生影响。从贸易渠道看,外需不振持续影响出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制约外需增长,美元欧元对人民币贬值等影响贸易增速,但从长期看我国对外需下降的耐受度正在加强。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看,我国面临长期资本流入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短期则可能面临资本流出的风险。危机可能通过使国内投资者、消费者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发生改变对投融资活动和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的运行造成影响。另外可能通过海外金融资产风险敞口影响外汇储备、金融机构风险和对外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