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我国农业保险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收敛研究

基于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域间的农业保险相关数据,通过信息量权重法刻画我国农业保险综合发展指数,运用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方法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保险的综合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整体差异较大,长期则趋于稳态收敛发展。最后,引用空间计量模型,运用GeoDa软件进行β收敛分析,验证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且空间误差模型SEM是最适合研究农业保险收敛性的模型。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优化农业保险差异发展策略,完善制度供给,保险企业则应提高产品创新技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促进区域农业保险均衡发展,从而形成稳定的农业保险市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加权法进行测度,并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时空跃迁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数字经济整体上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较难实现跃迁;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因素可加速其收敛,收敛速度呈东部、西部、中部地区依次减弱。     

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融合的空间计量分析

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00―2009年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动态演化趋势以及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融合的效应。研究发现,电子信息产业呈现“高集聚、低相关”的空间分布特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在逐年提高,而区域经济差距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动态演化趋势;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随机空间集聚效应和条件趋同效应,趋同速度的不一致将导致经济呈现块状分布;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先表现出集聚效应后表现出扩散效应,过大与过小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只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通过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运用SBM-DEA模型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合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2007—2019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非均衡发展现象;东部和西部间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最大;并且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造成的。（2）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绝对β空间收敛与条件β空间收敛均十分显著,该结论在三大区域也适用。此外,各区域空间收敛性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的作用存在差异性。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莫兰指数和收敛性检验模型探究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态势明显,八大综合经济区呈鲜明梯度结构特征;区域间净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自2016年空间集聚状态稳定,并形成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高—高”集聚,东北、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低—低”集聚的分布格局;除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外,全国以及其余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相比,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全国整体及各经济区的收敛状态未改变,但收敛速度有普遍提升,不同经济区的收敛特征和其对外部环境因素敏感度有显著差异。因此,应立足区域协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演化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地区效应。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自相关固定效应模型,对1985～2006年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化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先趋同后趋异再趋同的趋势,并表现出两俱乐部趋同;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且收敛速度先减缓后加速。从空间演化上看,经济集聚和省域差距相伴随出现,增长过程中区域外溢显著存在,促进了经济的趋同演化。     

甘肃省及其毗邻区经济差异空间演化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1990-2010年甘肃省及其毗邻(县域)区域经济差异——俱乐部收敛(趋同)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通过空间变异函数和核密度估计法探讨其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甘肃省及其毗邻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特征,空间上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②通过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得出,在整个研究阶段上,甘肃省及其毗邻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以2000年为分界点的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子区间的研究发现其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③采用CSDA方法对甘肃省及其毗邻区1990-2010年趋同速度进行测算,总体上甘肃省及其毗邻区的趋同速度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通过对研究区分组进行β-趋同模型的估计发现,模型的拟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外在整个研究分组中除成都经济区以外其他经济区的俱乐部趋同速度都在下降;④甘肃省及其毗邻区经济空间格局连续性和自组织性逐步增强,其空间经济差异在宏观上不断增大,微观尺度上越来越不明显;⑤甘肃省及其毗邻区的核密度显示,次一级的核中心增长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呈现出先北后东、逐步向南面和西面变化的趋势.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

运用基于跨期生产前沿的SBM-DEA模型测算了中国省际1999—2012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特征与区域差异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不高,总体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且节能减排无效率是绿色发展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东部在样本初期没有显著拉大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而始于1999年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2006年以后严格推行的节能减排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向东部集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量内迁的双重影响下,却引致东部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格局;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不存在显著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而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说明由于三大区域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在不断增大,导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扩大,并没有朝完全相同的稳态水平收敛趋同,然而各个区域内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缩小,并以不同的收敛速度向各自不同的稳态水平趋近。     

基于空间计量的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的影响。我国省域间碳排放密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密度受相邻地区碳排放行为的影响。采用不同指标测度出的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地区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作用不同:基于教育年限法衡量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现阶段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密度也较大;以R&D人员为代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该地区减少碳排放的影响力度有限,也难以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正的溢出效应。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险增长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年度专利申请数衡量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保险深度度量保险增长水平,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之间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保险增长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运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方法,基于2003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对省级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测算分析结果发现,空间Moran指数可测算省域工业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也可将影响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分解成各省域的局部影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计量检验和测算我国31个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较好效果。     

我国省域金融成熟度的收敛性——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省域金融成熟度的空间相关性和区域收敛性。基于金融成熟度综合指标体系,全面衡量了2001—201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金融产业发展水平,并利用Moran's I从全局及局域层面揭示了各省金融成熟度的空间关联性。在此基础上,选择标准β收敛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β收敛进行分阶段探索。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成熟度在金融开放过渡阶段呈显著的β收敛特征、地区差异在减小,而在全面开放阶段呈显著的发散特征、地区差异在增大;金融开放加大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集聚使集聚区内部的金融产业和相关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通过特殊的传导机制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证明了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银行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贡献度明显大于证券、保险业且逐年递增;保险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有益”的阻碍作用。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性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现有财政支出收敛理论和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公共卫生服务动态空间收敛理论模型,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收敛模型对1997-200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卫生服务收敛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并不存在绝对收敛,但是存在条件收敛,差距有所缩小。财政收入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分别从供给、需求和收入效应的角度提高了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但是,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存在显著的空间负效应,降低了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收敛速度,省级政府间未形成趋好竞争,反倒形成了逐底竞争。     

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是否收敛?

本文使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1952—2008年省级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发现中国各省人均GDP总体上不存在收敛性;落后省份的增长速度并不比富裕省份的增长速度高。此外,中国各省人均GDP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总体上不是很强。我们进一步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发现东部地区经济不收敛,空间效应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空间效应不明显。这说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各省经济增长总体上缺乏收敛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