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演化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地区效应。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自相关固定效应模型,对1985～2006年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化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先趋同后趋异再趋同的趋势,并表现出两俱乐部趋同;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且收敛速度先减缓后加速。从空间演化上看,经济集聚和省域差距相伴随出现,增长过程中区域外溢显著存在,促进了经济的趋同演化。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运用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及自治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产业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突变.当金融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当金融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仍然具有正向作用,但表现出边际贡献递减趋势.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具有空间相关性,其中东部省份仍然是金融空间相关性最强的地区,金融集聚的不平衡性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中银行业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较弱,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与金融行业结构不平衡相互交织,最终导致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分布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中国286个地级城市2003——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的集聚指标,对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集聚促进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特别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7万元之后,进一步的集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研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移动电话普及率提高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削弱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威廉姆森假说与开放性假说的检验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绿色发展、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维度的作用效果(包括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中国省际绿色R&D投入和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2)加大绿色R&D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分维度来看,加大绿色R&D投入有助于显著改善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结构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br#

本文纳入空间效应对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用于估算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制造业集聚的聚集效应、拥挤效应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净效应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聚集效应为1951%,拥挤效应为896%,净效应为1055%,即制造业集聚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改进;（2）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发现,在高发展水平阶段,随着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U型变化,而随着制造业集聚的空间等级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趋势;（3）异质性组合分析表明,经济发展不同水平阶段下,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和空间等级水平的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不尽相同,表明中国城市在制造业集聚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和挑战性。     

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中介模型,对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创新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三者间的进一步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负向中介效应是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受产业协同集聚负向调节,绝大部分省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已达到门槛值。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五个维度构建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但两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有所不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够明显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此外,FDI对制造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以及对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分别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和负向调节效应,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