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份变动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全流通背景下,控制股东股份增持、减持成为常态。为了低价增持、高价减持,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的动机。基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份增持、减持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增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下操纵;控股股东减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上操纵。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就可能持续、重复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股权分置改革对大股东增持行为影响

本文以在2008年8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发生大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结论表明，控股股东增持行为的确能带来短期的累计超额回报，具有一定的支持效应，但长期市场业绩反而较差；控股股东的增持行为并不受股改进程、所持股份比例的影响。     

大股东减持与公司绩效:基于控制权的分析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研究表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大股东减持幅度有关,在减持幅度较大时,大股东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减持幅度较小时,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减持幅度及控股股东减持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建议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大股东减持幅度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以降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余管理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实证数据

文章基于盈余管理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盈余管理评价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对其进行实证测算,构建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影响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显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严重,异常应计利润占非可操性应计利润的比重大;高股权集中度主要源自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过度集中,而非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过于分散,从而对其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十分强,但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差;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其盈余管理行为越严重;非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提升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成负相关关系。该研究为有效控制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     

基于CAS22的跨类型增减持股份收益会计处理分析

跨类型股份增持或减持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中常见的交易行为,2017年新修订的CAS22就其股份收益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定.本文以CAS22为理论依据,重点以案例的形式分别对取得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增持以及失去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减持进行核算方式及股份收益确认方面的探讨,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跨类型增减持在特殊情况下会成为投资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基于万丰奥威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现象在资本市场是普遍存在的,因其业务办理流程简单,故颇受上市控股股东的青睐.虽然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是其自身的融资行为,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会给上市公司乃至资本市场都带来较大的影响.文章以万丰奥威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了上市公司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回购股份的动机及该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万丰奥威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试图通过股份回购向市场释放一些积极信号,但因其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不足以支撑股份回购的事实,而导致被市场识破其回购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最终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文章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因和效果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辨别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真实动机,对于监管部门化解股权质押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亦具有借鉴意义.     

江苏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重点,识别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制度转变过程中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采取的策略。以沪深股市中江苏2004年以前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依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使江苏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比例平均下降10%左右,但股改后国有股东主动减持意愿并不大,对某些一般竞争领域行业还进行了增持,这可能与国资管理部门害怕失去控股权有关。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特征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

本文以2006～2011年沪深主板和中小板市场上宣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了控股股东特征与股权激励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强于非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激励强度越弱;控股股东持有股份为流通股的企业股权激励强度较弱;但是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对股权激励强度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绩效模型研究

本文分别从控股股东与非控股大股东的绩效函数出发,建立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绩效模型,用以分析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和公司股权制衡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公司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操纵,表现为控股股东侵占对股权制衡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股权制衡能够提升公司治理绩效,表现为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侵占的负向影响。另外,非控股大股东具有与控股股东相互合谋的动机,以实现对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联合侵占。     

后股改时代A股市场股东增持和减持现象透视

据统计,2010年3月,按上市公司公告计算的限售股解禁后的减持市值为42．98亿元,涉及上市公司62家,同期股东增持市值共计0．28亿元,涉及上市公司4家。4月,限售股合计减持额为58．57亿元,同期上市公司股东增持3．52亿元。     

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

基于审计成本效益理论和审计风险溢价理论，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正相关。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行为主要通过提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以及增加审计投入对审计定价产生促进作用。上述关系在企业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法律环境较为严格时得到强化，而较好的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会削弱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带来的风险溢价效应会抑制审计师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损害审计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审计师对控股股东杠杆增持的风险认知，进而为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增量证据。     

经济大事记(4月20日-5月19日)

4月20日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对股改限售股解禁进行规范,规定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1%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该公司的年报、半年报公告前三十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审计师行业专长与财务报告可比性

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可比性。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报告可比性更低,且当审计师行业专长较低时这一现象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质押背景下,控股股东在短期内为规避行业监管,维持股价稳定而操纵盈余是其股权质押降低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内在动机,但这仅是其在股权质押期间的权宜之策。结合两类代理问题,在第一类代理问题较少、第二类代理问题较多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财务报告可比性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以及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及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行为变迁与盈余管理幅度

文章利用拓展LLSV模型分析大股东效用函数变化,推测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程度、股权集中度等与盈余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股权流通程度的提高,大股东的盈余管理程度在降低,并且在股改后盈余管理的方向更加趋向于正向盈余管理;实施盈余操纵需要管理层的配合,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大股东更有能力实施盈余操纵。     

制衡型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A股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制衡度和股权性质方面,对上市公司股权机构现状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化的前提下,盈余管理程度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而有所降低,上市公司在国家股股东的控制之下与没有国家股股东控制的公司相比而言其盈余管理优势往往更加明显。     

新公司法背景下中小股东的保护与救济

一、我国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现状 （一）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力排挤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由于大股东所持股份比较大,如：1．大股东可能会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的股份进而扩大股份拥有额,增加对公司的影响;2．大股东将自己的“代言人”安排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甚至直接进入管理层;3．恶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使小股东无力认购新股,从而削减他们的股份;4．通过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本,     

上市公司兜底式增持动因及影响研究

兜底式增持是上市公司在股灾出现时为了维护市场秩序、稳定股价而采取的一种经济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倡议本公司在职员工增持,并承诺在锁定期满所有收益归员工个人所有,若出现亏损由发起人补偿.通常上市公司发布兜底公告是在股价持续下跌,其选择的时机与动机都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就兜底式增持发展的现状深入研究其发布兜底式增持的动因,并分析兜底式增持给上市公司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锁定期影响.     

高管增持的动机分析——基于獐子岛高管抄底增持事件

为了缓解代理冲突,管理层往往会持有一定量的本公司的股票,但是由于管理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此管理层可能通过增减持本公司股票来获得私人利益。文章通过对獐子岛2014年9月中旬到2015年6月一系列的重大信息披露与公司高管层的增持行为进行探讨分析,得出了公司高管增持行为的背后动机,即信息传递、经济动机及政治动机。     

股份回购的运作及其法律监管

股份回购,是指股份有限公司购回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法律行为.传统公司法理论大多对股份回购持否定态度,认为股份有限公司既为社团法人,当然不能同时成为自己的成员(股东);股份回购如以公司之资本买回股东之股份,不但威胁资本充实,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且违反股东平等原则,对于其他股东有失公允;股份回购易滋生操纵股价及内幕交易等弊害;公司管理层往往滥用股份回购以维持其支配控制权.有鉴于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对股份回购采取"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立法例,我国《公司法》亦采此例,唯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采取"原则允许,例外禁止"之态度.近年来,随着公司制度及其理论的日臻成熟,各国公司法开始缓和对股份回购的法律禁止,允许公司回购股份的例外情形渐趋扩张,股份回购遂成为公司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拟对股份回购的法律规制加以初步探讨,并就完善我国的股份回购法律制度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