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出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经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及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正相关,而最近8年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其余省份为正相关。文章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加强适龄劳动力可就业能力培养,以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区域差异。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国制度因素文献研究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几个问题探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江苏已迅速成为对外投资大省,研究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变得现实而重要。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是"顺贸易",即能够扩大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原则既是国际贸易原则,也是国际直接投资原则;具备贸易促进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按比较劣势顺序或按边际产业转移的。近年来国内多项实证研究表明:我国OFDI的规模越大,其贸易促进效应越显著。而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现状是:江苏民营经济是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但与其在江苏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地位相比相对滞后、规模不足;发展阶段明显滞后,初级阶段特征明显;背离比较优势原理,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等问题,因而推论其贸易促进效应是不足的。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