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组织的制度设置与治理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乡村利益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乡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乡村社会矛盾日趋严峻,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兴治理主体的新乡贤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在化解乡村民众间矛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区域稳定等问题上初步显现其重要功能.本文从理论上对新乡贤治理的法治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进行探索和总结,以期为新乡贤组织制度在中国创新乡村治理思路与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综述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为乡村治理主体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社会流动理论的介绍引出社会流动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和可能,并应运乡村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主体的作用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制度供给探要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治理现代化又被赋予了新的逻辑内涵和目标要求。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存在治理观念落后、“三治融合”困难、治理主体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探究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相应制度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解决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应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完善“三治融合”新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精准定位各党政机关职能。     

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     

对农村新型治理多元主体的探索

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通过分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乡村社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村田野经验的分析

在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的基本特征时,已有研究策略主要是对“差序格局,,概念饰以新的限定条件或对之进行再解释。但循其内在核心机理进行新的概括,亦值尝试。在此视角下本文认为,与相对封闭的传统乡土经验不同,当代半封闭的乡土经验使得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的共同感弱化,乡村社会结合具有鲜明的、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实利化倾向,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     

治权弱化背景下乡村灰色势力的行动逻辑与治理——以鄱阳湖地区为例

灰色势力是介于正常社会与黑社会之间的边缘群体,随着集体经济衰败,治理主体虚化,基层民主虚置和村民集体行动弱化,灰色势力在乡村繁衍和壮大.而且,灰色势力采用隐性暴力,依附其他力量,披上“合法”外衣来干预乡村治理.因此,必须通过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重塑村民价值观念,提高村民行为能力,治理灰色势力.     

内生性社会组织与外生性社会组织特征比较研究——基于乡村治理视角

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来看，内生性社会组织由乡村社会内生治理需求衍生，外生性社会组织由国家总体治理需求衍生。乡村振兴背景下，二者逐渐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成为有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主推手。通过对当前内生性社会组织与外生性社会组织在组织产生、组织发展、组织目标等组织特征方面异同的比较，就其反映出的各自优劣之处得出当前应从内部的人才发展、组织机制和外部的政策支持、资源供给等方面来促进两者的协同共治、优势互补，实现内生性社会组织与外生性社会组织的耦合。     

中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共治探究

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生态破坏加剧，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基层政府、企业单位、乡村居民作为主要治理主体，存在着治理意识淡薄和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的治理状态，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权责作用，构建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结构，不断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治理主体格局。在乡村生态治理过程中，认识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共治逻辑不仅要明晰治理主体间是利益共同体，还要通过人与自然互为主体性来把握人与自然也是利益共同体，让中国乡村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治理、善治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的个案研究。文章着重分析了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并且通过考察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乡村治理改革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深入地探讨了两次乡村治理运动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精英化,是近代至今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最后,本文还就如何完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民主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性的建议。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分析——基于对河北农村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是造成当前乡村治理工作难以推进的主要瓶颈.现阶段,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地位被政府取代、政府施政行为缺少民意沟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失、农民在权利享有和国民待遇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深刻剖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原因,摆正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满足农民合理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素质教育培训,不断激发农民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是增强农民主体性、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基于"熟人社会"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问题探析——以广东省云安县横洞村环境治理为例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制度,为中国农村环境这一"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而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熟人社会"为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资本.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广东省云安县横洞村的环境自主治理为例,从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制度的供给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三方面分析横洞村自主治理的过程.由此总结出农村自主治理要注重多中心"协同"治理,合理利用政府和农村权威者的作用,建立内外监督机制以克服"熟人社会"缺陷等经验.     

“德命”与“牧领”的治理向度:与福柯理论的对话

中国的“德命”与西方的“牧领”作为历史性、文化性的认知图式,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各自政治文化的渊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情感特征.以福柯谱系理论对二者的“治理”思想进行解读,有助于把握中西方知识、权力、主体及其治理功能的作用机制.“德命”的治理机制是:农耕文明的社会场域,政治家、儒家精英的“知识”构建,儒化的、高度自我赋权的知识/行动主体,基于伦理责任的自我技术等;“牧领”的治理机制是:宗教社会场域,宗教精英的“真理”构建者,信仰赋权的知识/行动主体,基于精神性良心的自我技术等.“德命”蕴含家国命运共同体、民本性、合法性统合等治理理性,“牧领”则表现出信仰共同体、契约精神、有效性统合等治理理性.     

新时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破解乡村治理主体力量"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实行民主自治,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多元共治研究——基于浙江省12个乡村的实地调研

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加剧了城乡的分化,城市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农村地区涌现了大量的公共治理难题.农村社会要走出治理困局,就必须鼓励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本文以农村环境治理为例,构建了一个多元共治的博弈模型,说明以党委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共治不仅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且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通过对浙江省12个乡村的分类考察也印证了多元主体参与村治的重要性.而要形成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就必须完善和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同时培育农村社会现代社团组织,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创新多元共治的载体和方式.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路径探究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揭示治理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因素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主要特点是情境特殊性、目标多元性和主体民族性.现存问题有治理主线明确性不足、治理主体参与程度弱化、治理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和企业生态责任履行缺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遵循主线—结构—平台—补充的内生逻辑,具体表现为治理意识—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责任—治理目标.治理实践路径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主体参与、开发与应用符合民族实际的数字技术、强化民族地区企业生态责任建设四个方面,从而将民族特色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能与优势.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