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企业内部控制问题浅析

企业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防止、发现和纠正错误和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措施及程序。内部控制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了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内部控制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对如何建立高效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发挥其作用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国有工业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其完善对策,以期对国有工业企业施行内部控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一、国有工业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1.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国有工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要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股所占比重过大。国家股股东首先是公共人,不会像真正的经济人那样首先追求企业的经济目标,而更多地会考虑企业和社会环境的稳定等政治因素。其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国有股股东的实际缺位,以及对经营者监控的缺位。(2)股权高度集中。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仅与现代股份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相背离,而且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贸易方式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贸易方式对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PM_(2.5)等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差异性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会加剧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三类污染物的排放,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却可以降低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对PM_(2.5)污染物来说,一般贸易的估计结果与前述三类污染物相同,而加工贸易的估计结果正好相反,短期内加工贸易会加剧PM_(2.5)排放,长期内却可以降低PM_(2.5)排放但效果有限;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短期内可以降低但长期却增加PM_(2.5)排放。研究还发现,对四类污染物来说环境EKC假说均不成立;"污染避难所"假说现象对工业废气存在,但对工业固废和PM_(2.5)却不存在。     

考虑碳排放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广东案例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估算并比较了广东省36个工业行业考虑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传统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将CO2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估算的TFP低于传统生产率估算结果,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源泉;(2)考虑CO2排放对高能耗、密集排放行业的TFP冲击很大,其生产率较低且对实际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也很低;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TFP影响不大,其生产率较高,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亦高,且促进了广东整体工业TFP的提高;(3)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传统TFP存在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与传统TFP负相关;(4)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为正相关关系,而能源消费结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负相关。因此,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     

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空间相关性分析——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和Moran’s I统计量

本文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0年的工业环境效率,并通过Moran’s I统计量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测算。结果表明,总体上,2000—2010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工业环境效率值逐年下降;分区域来看,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从各省(市)来看,北京、上海、山东、广东、海南、黑龙江等6地区工业环境效率为1,而山西、四川、重庆、内蒙古等4地区工业环境效率均在0.3以下,工业发展与环境关系严重失衡。同时,本文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各区域工业环境效率的演化呈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因此,政府应根据区域间的空间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推进形成跨区域间良好的环境合作机制,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外贸、外资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中国1985~2004工业结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检验了工业结构与进口、出口、FDI之间的长期协整均衡关系和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刻画了脉冲响应函数(IRF)。结果显示,工业结构升级、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和FDI对工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对工业结构升级存在负面影响。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

采用超对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2000-2014年省际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并对其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省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工业绿色增长效率较低,但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各省区增长效率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空间自相关Moran'sI检验显示,省际工业绿色增长效率不仅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还存在着明显的集群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新科技对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为正,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的影响为负.而工业规模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差别化的政策建议.     

FDI与污染排放:基于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对比分析

伴随我国引进FDI规模扩大,FDI在驱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为了明确FDI与中国环境污染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区域数据,分别选取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以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以工业废气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单门槛效应.并且我国现阶段引进FDI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的促进性.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环境治理绩效的贡献——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经验证据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难以逾越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消除其引致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基于两化融合的内涵构建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质量改进的技术创新模型,利用2002~2010年中国各省市工业面板数据,着重探讨了重化工业化、两化融合与工业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较高的重化工业化水平有助于工业化与信息化更好的匹配与融合。(2)两化融合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抑制重化工业化引致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从而改善区域工业环境治理绩效。(3)国有企业有着更强的污染控制和碳减排能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在降低污染的同时也会导致碳排放微弱上升,而煤炭消费占比、能源强度等因素不利于工业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和民众干预等因素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尚不明显。最后,本文提出了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依托两化融合实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路径。     

中国工业的资本效率受利率波动的影响吗(1998—2009)?

文章根据中国工业领域中的39个行业在1998～2009年间的资本回报率以及历年的贷款利率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技术考察了实际利率对工业领域资本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各种不同期限的利率对于工业资本效率的影响效应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总体上利率变动仅对工业的资本效率存在较弱的负向影响;(2)工业市场化程度有助于资本效率的提升;(3)当前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为推进利率与工业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外部的刺激和契机。     

以人为本的财务理论创新

形成并发展于工业时代的财务理论,由于其研究重物质资源而轻人力资源,受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影响,脱离企业生存的政治、法律、文化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与现实不符而日暮途穷。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日益重要起来,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物质资本,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包括核心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作为社会人,其生存、生产、发展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起来,各种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人力资本的重要程度与其地位差距比较大,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生存与发展,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亟需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财务理论体系来指导。     

河北省县域工业经济集聚程度的空间统计分析——基于ESDA和CSDA方法

以2012年河北省县域工业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县域工业总产值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空间统计描述,指出冀东、冀东南和冀西北的空间集聚呈面状分布,而冀中、冀南则呈点状分布。之后,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运用确认性空间数据分析(CSDA)方法对河北省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县域工业经济已经跨越过了依靠劳动密集型投入来促进增长的阶段,步入了主要依靠资本密集型投资促进增长的阶段,而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县域工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以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为代表的资本积累成为县域工业经济发展亟须的要素之一。最后,给出了几条针对性的建议。     

管理层和分析师的预测谁更准确?

文章检验了管理层和分析师对每股盈余预测的相对准确性。研究发现,分析师的信息优势存在于宏观经济层面,当公司的未来发展较大程度上依赖宏观经济因素(如GDP、能源价格、利率等)时,他们能提供更加准确的盈利预测。与之相反,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存在于微观企业层面,当管理层的行为影响报告盈余而这一行为很难被外界预期到时(如公司存货积压、亏损、产能过剩等),他们的预测比分析师更准确。     

我国企业导入CRM失败的成因初探

客户关系管理(CRM)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起源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其概念、理论与CRM软件于九十年代初被引入我国,并得到国内许多企业的广泛重视和应用,由于受到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本身、CRM软件开发与实施、企业营销环境和营销管理状况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CRM软件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在我国企业的导入过程中,存在着较高的失败率和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我国企业导入CRM及失败的成因进行初步探讨。     

浅议如何强化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持

一、目前县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受资金等因素的制约,经济运行质量不够理想,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资金短缺是县级工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投资不足,设备老化,产品单一,资信度不高,拖欠大量银行贷款,构成了县级企业的基本特征.由于产品不具备竞争力,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进一步支持,多数企业的设备设施因无法正常维护检修和更换、配套而超期带病服役,给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埋下了隐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市场、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流失,制约了县级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稳步提高.     

消费与地位追求:一个演化论的分析视角

地位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是人的存在性意义之源。不过,由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机遇结构,他们使用消费来追求地位的方式也大异其趣。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存在制度性的不平等,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更多地使用消费来确证而非追求其社会地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使用炫耀性消费来炫耀其经济资本,从而来追求其社会地位。在后现代社会中,以文化资本为基础的品味消费则成为人们地位争夺的新方式。     

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基于1998～2005年Panel Data的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现有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然后,基于1998~2005年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数据,采用Panel Data实证分析了价值链分工中的利益分配及其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最后得出,价值链分工比规模经济更能提高行业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使一国或某一行业获得更多利益。但是,不同行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强,使得其在参与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幅度较大。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介入全球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方式,应该致力于提高要素资产专用性和优化要素结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增强产业竞争力。     

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静态水平及动态变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环境技术测度了2003～2009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碳排放绩效的静态水平、动态变化,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处于上升状态,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在区域之间极不平衡;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其改善皆起正向作用,技术进步的作用力度大于技术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因素、能源因素、对外开放以及环境规制等对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大股东制衡、投资者关系管理与盈余管理

以2005年深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集中持股、具有信息绝对优势的大股东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而其他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或者由于权力有限,或者由于不热衷,导致其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为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其他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投资者关系管理),来提高大股东盈余操纵被发现的概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有效地制约大股东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对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产生替代效应。     

河北省工业企业实施生态工程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河北省是我国华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处于"环京津、环渤海"的特殊区域,其工业发展模式及生态环境不仅对北京的生态形象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影响河北省自身的生态形象。文章系统分析了河北省工业企业环境保护及实施生态工程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河北省工业发展的政策方针,探讨了河北省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施生态工程的政策与措施。     

军工企业工业增加值计算方法改进措施研究

工业增加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全部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工业企业在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工业增加值作为体现各工业生产单位经济运行质量和最终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既反映本单位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又反映本单位的生产效率,还是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等指标的基础.有两种计算工业增加值的方法,分别为生产法和收入法(分配法).从理论上讲,两种方法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应该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军工企业存在批生产与科研试制混线生产的问题,导致两种方法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差异率较大.要解决军工企业工业增加值计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将批生产和科研试制生产产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区分开,使得军工企业工业增加值的计算过程符合"中间投入跟着产值走"的原则,提高军工企业工业增加值计算数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