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的分析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产业集聚在带来正外部性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拥塞效应。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文章提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并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1年工业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的分析方法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对产业进一步分类后发现,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据此,政府应该根据行业特性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差异,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利于集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的健康成长,增强城市群的竞争力。     

粤港澳区域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

研究目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异质的知识溢出如何产生经济空间收敛现象以及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增长。研究方法:理论上,基于包含异质的知识吸收能力的Ertur-Koch空间增广Solow模型分析知识吸收能力对经济协调增长的影响。实证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使用1995～2018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专利引用数据,采用贝叶斯层次空间Durbin模型和M-H Gibbs混合抽样算法估计空间收敛方程。研究发现:理论上,知识溢出导致经济空间收敛,提高知识吸收能力能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知识吸收能力不均衡会扩大地区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增长。从其他地区获得的知识溢出越多,本地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的空间溢出收益越大。实证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收敛。各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的空间溢出收益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中心城市要强于边缘城市,珠三角城市整体上要强于港澳。研究创新:理论模型中加入了异质的知识吸收能力,突出了吸收能力的均衡性对于地区经济协调增长的重要性。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变系数空间计量模型,从而能够识别知识溢出对经济空间收敛的影响。充分利用了地理信息和技术交流信息,构造复合空间权...     

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 ——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异质性作用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全球67个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换言之，只有当经济增长跨过一定门槛才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非资源型经济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新经济理论框架下梳理劳动力空间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即：劳动力空间集聚通过正向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负向的市场竞争效应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由于各效应产生的时间和条件不同,劳动力空间集聚先是促进经济增长,但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成本上升并超过集聚收益,转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提出假设：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同时,通过数理公式推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GMM等估计手段,再次证明：劳动力空间集聚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适度的区间。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财政透明度?——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住宅价格、人口异质性与城市规模

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近年来中国住宅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的城市生产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正引起人们对房价是否会限制城市人口流入的担忧。而现有研究鲜有考虑不同类型人口下的房价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而忽略这种人口异质性的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基于此,将城市人口按户籍所在地和从事产业不同进行划分,利用中国2006-2014年206个城市样本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控制收入、教育医疗等因素后,本地居民对房价比较敏感,而外来人口并不敏感,而对实际收入比较敏感;房价提高会促进第二产业人口向第三产业人口的转变;进一步从不同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房价与城市规模正相关,但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城市人口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住宅价格的相关政策应关注人口异质性和区域差异,合理对待房价上涨问题。     

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广东省和贵州省为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利用广东省和贵州省1995─2011年的环境污染和GDP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EKC的估计结果依赖于环境污染度量指标的选取和样本数据;贵州倒"U"型曲线的临界点明显低于广东,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区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和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引导来改变EKC的转折点,通过环境政策的环境管制与监督作用的加强,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临界值越过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成为可能;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正自相关关系,即空间依赖性,一个区域的环境失调会影响到其他地区。     

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土地管理制度背景,建立了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的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各地区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并且在1999-2009年间随时间推移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转移规律。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来看,1999-2009年间全国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曲线基本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尚未出现拐点;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相对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曲线更符合库兹涅茨曲线;从截面数据分析来看,历年各地区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度与经济指标间的拟合关系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     

从"人口空间"解读城市:武汉的实例

从"人口空间"上系统解读一个城市为理解中国城市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人文地理学格局与过程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工具,以武汉作为实证时象,系统分析了城市人口迁移和分布的空间特征.试图从"人口空间"的视角解读武汉.研究发现:武汉人口的省外联系特征逐渐突出.人口的辐射地区以中部地区为主兼及四川...     

中国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全球视角出发,在界定创意产业行业范围基础上,选取2008-2017年我国大陆各省市区的统计数据,分析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之间呈显著的"U形"关系,创意企业的集中分布先是不利于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地区经济会随着创意企业的进一步集中入驻而增长。此外,上一期的区域经济规模、贸易规模、人均消费支出、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也会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发现,从鼓励创意企业集中分布、引导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扩大周边地区贸易往来、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4个方面对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出相关建议。     

京津冀县域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化

利用2009年、2014年建制镇数据,研究京津冀县域小城镇人口分布特征,分析县域小城镇人口分布与土地、经济的空间均衡性,探讨县域小城镇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小城镇人口密度西北低,东南高;小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唐廊四市交界地区与冀中南山麓平原、中部平原地区;小城镇人口增速较快的县域沿铁路沿线分布。京津廊地区是小城镇人口持续的热点区,2014年石家庄、保定取代了邯郸、邢台成为新的小城镇人口热点区,西北部山区与滨海地区共同构成小城镇人口倒U型冷点区,与热点区形成核心—外围空间结构。京津冀县域小城镇人口、土地、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西北部地区经济水平低且土地极化严重。小城镇人口和经济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人口与经济重心相互偏离,人均经济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京津冀小城镇人口空间格局演化主要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经济因素则对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重塑,政策因素对人口的流动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绍兴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以及演变趋势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研究表明:绍兴市人口密度中长期将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且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特别是越城区、柯桥区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同时,结合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认为加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增强城市服务功能等措施,有利于科学调控人口规模和结构,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

本文系统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共轭驱动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就全国而言,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分区域样本中,中部地区人才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东、西部地区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形成协同发展的正向互动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影响,产业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人才集聚则表现出非线性溢出效应。     

合肥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研究

利用1978、1991、2000和2004年人口统计数据和城市用地现状图,在ArcGIS8.3软件支持下,以街道和社区为研究单元,对合肥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和人口空间分布形态变化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合肥市目前仍然是单核心城市,城市化正处于由早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经历了从1978年以后的均衡增长到集聚增长模式的转变,2000年以来则呈现出扩散增长的态势;人口空间分布逐渐由1978年前的"风扇型"分布形态转变为"同心圆"式分布形态;人口郊区化趋势初步显现.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增加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视角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为研究视角,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增加价值理论为指导,分别构造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验证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增加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增加价值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研究证明不同的企业因创造的增加价值不同,薪酬差距对其影响结果也存在异质性。     

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Tobit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

基于政府治理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选取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效率测度方法并构建Tobit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数省份政府治理效率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存在提升空间;本地区效率改进能够给周边地区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防范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的抑制效应是政府未来治理的重点,其中,法制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越优越,倒“U”型曲线越为平缓,更有利于激发效率改进和溢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尽管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倒“U”型影响不变,但对溢出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EKC模型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曲线特征并不稳定,倒U型与倒N型均表现出来,这也表明了EKC曲线的脆弱性;然后引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外资直接投资,试图探讨第二产业与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最后在这一基础上去掉第二产业增加值变量,保留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存在类似的倒U型关系,从而为我国如何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增长双赢提供基本的思路与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北大核心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