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河南新乡尚村遗址为例

尚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豫北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18年在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在遗址发掘区采集土样11份,并进行了浮选。浮选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和大麦三种农作物,以及其他6种杂草类和一些果壳类等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次之,未见水稻、大豆,说明以尚村遗址为代表的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应该是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此外,尚村遗址发现葡萄和一些碎果壳,说明当时人类还从事植物采集活动,这可能是一种辅助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浮选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豫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豫西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豫中地区为稻旱混作的特点。本次植物遗存的研究为探讨豫北地区农业结构特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加强了我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认识。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研究——以晋宁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为例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一处重要的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2014年,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工作。浮选发现了小麦、稻、粟、黍、大豆等炭化谷物和大量的稻基盘,以及丰富的杂草种子。在炭化谷物中,稻、小麦和粟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应当是主要的农作物种类。黍、大豆和赤豆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较低,是辅助性的农作物种类。基于农作物加工废弃物及杂草种子的分析,我们认为河泊所遗址的稻为本地种植。此外,结合光坟头和学山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来看,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地区已开始了小麦、稻、粟、黍、大豆及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云南地区主要的作物结构在此时期已经形成。     

元上都西关厢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在元上都西关厢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遗存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荞麦、小麦、大麦、大麻、豌豆的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蓼科等非农作物植物种子以及一定数量的炭化木屑。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并与遗址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为深入研究元上都先民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云南澄江学山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研究

学山遗址位于云南澄江县境内,是一处石寨山文化(约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世纪)遗址。笔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发掘采集的浮选土样中选择23份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了系统分析。上述样品共发现138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7种农作物和20余种杂草,另外发现少量果类遗存。农作物以小麦数量最为丰富,且籽粒形态差异较大,值得注意。农作物遗存中的稻谷数量也很多,其他农作物遗存还包括粟、黍、荞麦、大豆和大麦。可见学山遗址农作物结构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以其他种类农作物为辅。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汪沟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城区北2公里汪沟村南濒临索河支流故道的岗地上,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汪沟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稻和大豆,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汪沟遗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稻作农业所占比重很小,大豆种植也较少。国电荥阳电厂热源入郑管网工程发掘区植物遗存出土密度较高,可能是遗址的居住区,遗址靠近壕沟的区域植物遗存相对较少。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是一处与冶铸有关的遗存。2013年发掘采集到的植物样品,年代跨春秋晚期、战国和西汉三个时期,出土了粟、黍、小麦、大豆、水稻五种农作物和种类较丰富的杂草种子等炭化遗存共计5855粒,为本地区东周至西汉农作物结构、食物种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这批植物大遗存考古背景的分析显示,与冶铸关系密切的灰坑,其农作物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灰坑。就窑址而言,推测为熔铁炉的两组排窑出土农作物数量较少且种类较单一,杂草较多,或主要来源于与冶铸有关的行为;来自两座独立砖瓦窑火膛部位较多的植物数据则提供了作坊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侧面。此外,一份采集自春秋晚期堆积的样品包含大量谷物,随牛骨伴出,构成了对其祭祀、宴飨遗存推测的重要证据。本研究显示出植物遗存在判断遗迹堆积性质方面的潜力。     

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西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作坊遗址人群的食物结构研究——以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为例

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是近年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系统鉴定和AMS14C系统测年分析,发现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年代为390-90 cal BC,属骟马文化晚期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早期铁器时代人群摄取的食物是以大麦为主,小麦、粟和黍为辅。炭化农作物遗存全部出土于房址内遗迹,占所有植物遗存的94%左右,未发现作物穗轴,暗示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并非本地种植。与同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新疆东部、青海东北部、中原地区、甘肃东部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矿区农作物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的骟马文化区。本研究从侧面显示出,古人类在早期铁器时代骟马文化晚期的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和食物资源的调配为玉矿开采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为探讨河西走廊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证据。     

早期国家阶段城市农业经济管窥——以殷墟大司空东遗址点2017年度植物大遗存分析为例

大司空东2017年度浮选出的植物大遗存，不仅展现了晚商时期殷墟遗址的农作物结构情况，更为探讨早期国家时期城市的经济特征提供了丰富材料。结合考古背景对具有指示农业生产意义的植物遗存进行的数量分析、空间分析显示，作为城市的殷墟遗址内确实存在农业生产活动，且农业活动区域经过一定程度的规划。二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时期几个都邑性城市内植物遗存及农业工具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城市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农业生产活动受到城市管理者干预的认识。     

论简牍中所见秦汉时期马的饲料与饲养考察

秦汉时期马的饲料主要分为饲粮和饲草两类。饲粮类包括谷、粟、麦、穬麦、菽、黍、稗等,其中谷、粟是总称;粟包括粱、穈等;麦在当时是大、小麦之统称;(禾旁)(禾皇)之种属尚未确定;穬麦估计是青稞;菽是豆类,或曰豆指胡豆或黑豆;黍是穄类,俗称黄米;稗是稗属,其米可食。饲草类包括刍稁、茭、茭豆、苜蓿等,其中以刍稁、茭为主,茭豆和苜蓿不多见。马的饲养还涉及到饲草储存、计量、配给量、供给时间等需要厘清的问题。     

汉代河西粮食作物考

汉代河西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粟、大麦、小麦、穬麦、青稞、黍、糜、、豆等。其中谷是粮食的总称;粟又称禾,即谷子,去壳后为小米;粱既可指好米,亦可代指好粟。麦有大麦、小麦之别,河西汉简中的麦主要是指小麦;穬麦是一种抗寒抗旱能力较强的作物,但并非青稞;稷就是粟而非穄;黍、糜、、穄皆同物异名,俗称糜子,其籽实去壳后为黄米;可能也是穄的另一种称谓;青黍即青稞;豆(胡豆)即今之豌豆。它们既是河西民众和边塞吏卒的日常食物,也被用作家畜家禽的饲料,有的还可酿酒。     

新疆地区的早期大麦生产：来自天山北麓石人子沟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中国早期大麦遗存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新疆更是古代大麦传播的关键地带,相关研究亟待深入。石人子沟遗址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位于新疆哈密东天山北麓,处在进出新疆的咽喉要道。本文对遗址IV区大型居址F7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距今约3100年的大麦遗存。结合房屋内遗迹分布、民族学资料等多种证据分析表明,遗址出土大麦的种植方式较为粗放;居址内存在专门加工和储藏大麦的设施,相关的加工处理活动都围绕着室内火塘进行。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石器及陶器上残存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植食性食谱——四千年前的麦作农业

西金城遗址淀粉粒分析表明,来源于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大麦属(Hordeum spp.)的淀粉最多,约占淀粉粒总数的70%,其次为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此外还有少量疑似高粱属(Sorghum spp.)、豆科(Leguminosae)及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据此结果可推断,西金城遗址的先民采用了多种作物混耕,并辅以少量采集经济的生计模式。其中尤其是大量大麦属淀粉粒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先民早在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开始种植麦类作物,这对研究麦类作物在中国的起源、传播及扩散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器物不同部位残存的淀粉粒也可以有效对其用途进行判定。     

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

黍和粟是中国及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物,中国历来被公认是黍粟的起源中心,但有关黍粟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为此对中国的黍和粟的起源及其传播作了探讨,对欧亚大陆和中近东地区的黍粟的最新研究作了介绍评估,最后,对黍和粟的野生种及起源问题作了讨论,并提出作者的看法。     

明代西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

明代西北地区种植的夏粮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青稞及与大小麦同时播收的豌豆和扁豆,兼有kuang麦和燕麦;秋粮作物主要有黍、稷、粱、稻、荞麦及大豆、黑豆、小豆等豆类。由于西北地区面积广大,不同地理区域的环境、气侯迥异,因而在农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上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异。各种农作物的宜种区域及其种植经验,对今日西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仍具有借鉴意义。     

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的谷物种植与收获时间考证——基于吐鲁番出土文献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大量晋唐时代的文献,为我们研究当地居民的农业活动和植物利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提供的谷物种植、收获的大致日期,结合朔闰表和史日对照表,推定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居民大麦、小麦、糜与粟的大致播种与收获时间。研究发现,晋唐时期吐鲁番居民一般于公历2月底至3月上旬播种小麦,3月中、下旬播种大麦,6月下旬至7月初收获大麦,7月中下旬收获小麦;糜与粟的种植时间相对灵活,大致为公历5月下旬至7月中旬,收获时间不晚于10月下旬。因夏季需要抢收大、小麦,故二者的交租或偿还时间与收获时间大致吻合;秋季因农活较少,种田人可从容治秋,故上缴糜与粟的日期要晚于秋收时间。     

全球视野下的粟黍起源及传播探索

13000年前东亚人群扩张、12000年前左右"新仙女木"事件给生存带来了巨大压力,而距今约11000年前,人类已经开始了对粟黍野生祖本的驯化,这应是气候环境和人口压力共同催生的结果。但人类发展水平和粟黍野生祖本特性应是其驯化的基础条件,即在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已大大提高,陶器的出现更使人类便于大规模炊煮食物;同时,粟黍的野生祖本分布较广,籽实相对易储藏,既可以大规模栽培,又可以解决因食物季节性短缺带来的饥饿问题。另外,在距今11000年左右甚至更早时期,粟黍野生祖本的籽实要比现在大或已进化出更大籽实的品种,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粟黍外传的特别意义在于,可能会给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变革,而且涉及到的人口迁徙也可能影响当地的种群生态。     

杂粮保健食品发展预测

杂粮一般是指除稻米、小麦以外的粮食，它包括玉米、高粱、粟、黍、荞麦等。杂粮作物种类繁多，广泛分布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营养保健意识的增加．粗、杂粮备受到人们的青睐．相关科研院校及企业对杂粮的研究也加大，新产品不断推出。     

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

地理环境以及其它社会历史原因使中国的农牧业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分界，牧区饮食与农区饮食也截然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和汉族杂居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从事农耕生产，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胡族的农业化是渐进的，其中以鲜卑族成绩最为显著。这个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黍、粟、小麦和少量稻米。胡族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在饮食原料、加工方法、酿酒业上有十分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