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强化“三治”结合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出了专门要求。这是中央在总结基层探索的基础上对加强乡村治理的新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保障农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十分必要和迫切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1982年公布实施的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实践与借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治理经验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意义。依法自治,把村民自治严格纳入法治框架。强化法治,突出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形成刚柔并进的治理格局。从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经验可以得出,党建引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乡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思想保证。     

博弈还是合谋?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逻辑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除城市居民自治之外又一项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解决、集体经济平稳运转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还将农村地区的乡村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单元纳入了国家基本政治框架内,但由于起步较晚,基层自治涵盖内容过于广泛,发育平台缺乏健全的法制规范,农村地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权力结构和截然相反的主体行为逻辑。本文从村庄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从乡镇基层政府、村干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社团组织五个维度探寻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期对乡村治理和基层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干预手段。     

探路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的方法和路径,涌现了一批实     

机制健全 服务高效 监督有效——横沙乡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正为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横沙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农业农村委部署要求和《崇明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点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四个方面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的意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推进路径探析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要求,必须依靠健全的乡村民主治理体系予以支撑,因而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也反映出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诸多基础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制约了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因而需要准确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陈病旧疾"和新生问题,并探索"良善之治"以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德治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道路,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加强村民自治路径探索。紧紧围绕"自治"的目标,建立健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让城市文明之花在农村绽放——成都市党建引领提升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工作纪实

正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更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实际情况不同,每个地方的乡村在治理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刊开设"乡村治理"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典型经验,以期各地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工作中有所借鉴与启迪。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全力打造乡村善治"福建样板"

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重要论述,着力夯实一个基础、推进三治融合、建好三支队伍,持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夯实一个基础,就是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首位,实施党建民心工程、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计划,完成换届的村基本实现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推进三治融合,就是着力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完成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修订;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延伸至村,培育"法律明白人"4.5万名;建成一批省级公民思想道德教育馆、家风家训新乡贤馆,树立一批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建好三支队伍,就是打造坚强有力的驻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队伍,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目前3736名第一书记、1万多名科技特派员、816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活跃在广大乡村.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好坏、水平高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是否有效,也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未来指明了新方向。2018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对乡村治理工作做出了部署和安排。但随着乡村社会深刻的变革,产生了新情况、新问题,对乡村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入手,发现分析当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准确把握乡村治理的中央提出新部署新要求,寻求其科学的解决办法,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以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