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3年和2020年29个省的数据，用因子模型测算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使用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并深入分析此网络特征。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密度不断增大；北京、山东、江苏一直是网络的重要输出省份，近年来西部地区在网络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理位置相邻、贸易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对网络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对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引擎,构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度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10—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考察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区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空间范围内有正向溢出作用,但是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此,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重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发展对FDI的影响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技术赋能释放了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对国际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CRITIC赋权法测度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进一步开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在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31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省份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普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普惠金融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体现得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不仅对本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发展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当前，数字经济随着不断演进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深度影响全球发展势态，催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文章以2007—2014年全球42个经济体为例，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梳理了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前向参与度的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更是从地理空间和市场范围多层次推动了总体参与度升级，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发现，一国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提升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0年31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并重点探讨了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优化制度质量则能增强这一促进效果;从异质性看,制度质量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越强,同时,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较为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质量也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的发现为我国高效优化产业结构、高水平推进经济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价值。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引入关系数据范式，利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不断缩小，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呈扩大态势。全样本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缩小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有力途径。分区域考察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驱动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驱动作用尚不明显；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地区差距的贡献大于北方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对缩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地区差距均存在显著的积极效应。     

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运用线性加权法、灰关联熵模型及耗散结构理论,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理论,对近年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现状及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测算相关指标得出,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水平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区域间存在差别,东部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优于西部省份。灰关联熵模型及耗散结构理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数字服务已深刻融入制造业的情形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水平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变得不容忽视。基于201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削弱数字服务对低技能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和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抑制产出服务化水平；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处于非成长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地区的企业产出服务化水平抑制作用更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企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

当前,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制高点。为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俄罗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ICT产业、人力资源、信息安全保障、数字环境监管等数字经济核心能力的同时,聚焦电子商务、数字交通、电子政务、数字金融和“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努力探索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在数字服务民生、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资源共享等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不可讳言的是,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尚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国际贸易、数字驱动创新等方面相对较弱,凸显其信息技术能力不足、信息基础设施有待强化、数字人才短缺、居民数字技能不高、ICT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差等亟待突破的瓶颈短板。展望未来,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在国家顶层引领和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加大研发领域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拓展数字经济应用领域、积极融入全球ICT产业链,是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服装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以酷特智能与报喜鸟为例

服装行业作为中国的传统支柱产业,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采用双案例研究方法,选取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和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两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服装企业实现有效供给、智能制造。最后为传统服装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税征管的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

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部分国家通过征收单边数字税来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当前各国制定的数字税政策存在一定差异,其征管举措多围绕征税的对象、范围和原则,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这对我国数字税的开征提供了镜鉴。当前我国开征数字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归属问题、税负转嫁问题、税收征管难度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各国单边数字税改革的冲击。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国从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出发,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优化税收征管方式,进一步做好财税体制改革与完善工作,同时要依托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重构,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     

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建立数字经济学学科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数字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是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培养高层次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数字经济、抢占全球数字经济话语权的需要。基于数字经济学的研究定位、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构建了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框架,初步描绘了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的基本思路,进而提出了数字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路径:实施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开放、包容、共享的数字经济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着重研究技术创新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范式,将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数据赋能与效能迭代：能源战略资源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打造数字化供应链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推进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围绕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变革，以国勘公司供应链转型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国勘公司从垂直过程管控到供应链数字化嵌入路径的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敏捷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传统供应链由原本显著离散型的线性结构转变为智能灵活、互相联系的网络状结构，使供应链各个环节信息传递效率提高，供应链决策更加直观透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业务流程、供应商管理、物流与库存管理三个环节的动态能力，从而实现供应链敏捷性的提升。研究为国勘公司以及相似的非数字化企业进一步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化供应链管理水平并增强海外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灰色关联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基于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之间复杂、交叉、多维的互动关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收集2012—202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之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关键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影响权重最大，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影响权重最大；10年间，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并总体处于稳定上升趋势；96.88%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指标平均关联度大于0.65，耦合作用较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和“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关键影响因素。     

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

以中国经济治理体制为洞察数字经济新问题的视角,归纳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数字经济八大新问题,并基于新问题提炼出数字经济的三大新特征: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既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体系的结构适应性变革;数字化创新主要引领和支撑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数字经济是指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既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引发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根本性变革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或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探讨驱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经济运行和数字经济政策三个领域的八大新规律。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