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异质性企业与产能过剩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而货币政策与产能过剩关系是传统货币政策文献所疏忽的。将金融约束的异质企业引入到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资本利用率有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资本利用率的作用大于国有企业;(2)异质性企业投资错配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具体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因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它们不一致的投资行为;(3)从政府福利损失的角度分析,不同金融约束的异质性企业其福利受到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明显差异,引入资本利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能显著减少产能过剩问题。     

资本市场发展、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以股票市场为例

本文从省际层面运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对各地区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已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由于股票市场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性,其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不同。股票筹资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不利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在西部地区,股票筹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距

资本回报率高低决定资本流向。本文在严格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后,运用边际资本产出来测算省际资本回报率并分析其地区差距。测算结果表明:1993~2007年中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缩小,而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中国目前还不存在明显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投资环境差异是形成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的制度原因,中西部地区引资竞争的关键是改善地区制度环境。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渠道的R＆D溢出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整体来看,国际R＆D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是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促进了东部地区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却起了阻碍作用。实证研究还发现,国内其他省份R＆D资本对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皆为负值。因此,加强各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各省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贸易结构,加强与欧美等研发投入比重高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为当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

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省域知识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结合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研究我国省域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资本存量、R&D人员投入、知识存量明显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且各省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效应;邻近省份的R&D资本存量、R&D人员投入、知识存量对本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知识存量的作用最大,R&D人员投入的影响次之,R&D资本存量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经济增长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作用及空间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78—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的省际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的作用大小和作用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过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资本和劳动效率提高等途径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差异和转变。然而,从分时段样本分析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比较显著和稳健的。而在1990—2014年这段历史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甚至还会在一定时期产生负向影响。从分区域分析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省份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税制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对1995—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测算,分析其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总体偏低,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处于高位,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平稳上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契合;税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各区域均当期即现,但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劳动收入税率变动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税率变动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但作用大小不一。应充分认识税制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区位差异与演进趋势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资本的积累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和基年迭代法测度数字经济资本存量，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莫兰指数分析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区位差异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全国及省份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均呈迅速增长态势，区域间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分布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区位差异的主要原因；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省际分布存在区域集聚现象，分布不均衡程度加重；莫兰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区域并保持无跃迁的稳定状态。本文对于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产业融合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