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

农民工回流潮的兴起改变了我国人口长期以来单一的从内陆向沿海的流迁模式,为回流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带来了新动力。利用永城市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的分布、演变、未来居住意愿,通过构建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探索其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永城市主城区是回流农民工除农村以外的主要居住区位选择,居住区位转变主要是趋向于主城区而不是乡镇中心;大量回流农民工存在城镇购房的倾向,在未来有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城乡结合区蕴藏着就地城镇化的潜力。居住区位的选择受到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最后,就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回流农民工以共同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规律的重要内容.基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值逻辑回归模型和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对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户打工地主要集中于省城、深圳经济特区、乡镇和地级市,而在县城打工的人较少;农户对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的选择与打工距离密切相关;家庭代数、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选择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初终务工地空间变动研究

农民工流动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务工地空间变动决定了流动方向及其变化。基于河南省33个村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初终务工地对比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民工初终务工地的空间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初终务工地的变动十分频繁,务工距离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但在不同的务工年限区间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在务工地行政空间类型转换中,空间惰性特征明显,但出现了弱回归本地的现象。影响初终务工地距离变动的显著因子为务工年限、初次务工距离、务工地点数量、性别、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村区位等。目前,多数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和空间选择机制依然是增加收入和务家之间的平衡。     

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回流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创性地提出农民工回流的力学理论,并以湖北省为例,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检验。通过分析得出,回流的动力因素有已婚状况、配偶在家乡、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家庭土地面积的增加等,这些因素使回流的概率提高。回流的阻力因素有性别为男性、累计打工时间、家庭人均年收入和留在家里的劳动力的数量等,它们使回流概率降低。     

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户籍人口为例

本文以四川户籍外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家庭、人际关系、生活与感受以及其他五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或是省内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工作保障、关系网络、流入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以及他们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等.     

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以贵州省织金县为例

选取城镇化速度较快、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而成黔中经济强县、具代表性的贵州省织金县为案例地,基于人口和土地两个方面的5年间城镇化数据,从村—镇—县三级地域研究回流农民工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现阶段具有回城回镇难回村的特点,且存在诸如"中青离家老后回"等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性特征。②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县城大城区和乡镇小镇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不同乡镇的差异性空间效应,充分反映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过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回流农民工的就地就近城镇化。③行政驱动型、交通驱动型和产业驱动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八大区域的面板数据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八大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新特征调查

农村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镇流动,是劳动者对就业渠道、就业地域及就业行业进行选择的过程,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调查发现,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呈现地域渐近化、职业稳定化、就业脱农化及途径自力化等新特征,年龄、性别、家庭人口、职业技能、承包地、病残情况、社会环境、地域政策等是影响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新特征,采取柔性措施而非硬性计划,从可控因素着手,以更好促进农民工就业。     

基于异质性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研究

正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前提.本文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基于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个体偏好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著,且收入水平对其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基于江西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江西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虽然有60%以上的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有自述偏好,但还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存在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年龄对其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婚姻状况、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等个体和家庭因素,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等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创业环境、创业资源和就业难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有显著正影响,而外出打工年数则有负影响,但文化程度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务工目的地分布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Study on the Dist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研究涉及回流的相关理论、农民工回流的类型、层次、回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制约因素等方面。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经济地理与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4～2008年我国546类制造行业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各省市区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各地的市场潜力、贸易成本、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现阶段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影响,而传统FDI理论所关注的因素如工资成本、优惠政策等对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显著。另外,本文还发现了各地区间还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分割现象,这会阻碍外资企业和FDI在省际的自由流动。这些结论对我国各地区今后有针对性地实施吸引外资企业和FDI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465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脱贫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影响,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城际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各地区创业政策的精准制定和创业活动的精准开展指导提供参考。文章基于5个省6个城市返乡农民工家庭的样本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和多水平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城际差异。研究发现:(1)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3个微观变量和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4个宏观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2)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城际差异,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变异聚集性具有影响。根据地区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公共服务视角下回流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及应对方略

笔者基于徐州市相关乡镇问卷调查,分析回流农民工创业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对方略:积极构建政府"多维度"扶持机制,提升政府创业服务水平,保护创业者利益,精简机构、提高创业服务效率,建立公益性、便捷、全方位的创业信息发布平台,优化创业服务的产业环境,拓宽农村新型创业领域,因地制宜,"差异化"培植创业,提高创业培训服务质量,加大对回流农民工创业贷款的支持力度;完善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小企业联保制度,政府小额担保贷款制度和贷款贴息制度.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微观机制的实证研究——以万科青青家园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变革,居民由被动的接受住房转变为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主动的选择,消费者在住房市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文章以“万科青青家园”为例,采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和GIS分析方法,对购房者的社会属性特征、工作地、原居住地等微观因素与居住地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群体趋向于选择相同的居住区位,社会经济属性的作用和居住分异现象在居住区位选择中开始凸显;受房价和经济实力的约束,年轻型家庭居住区位的选择方向已向郊区外移;对于有子女的家庭来说,教育资源的丰富与否则是居住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通勤时间对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原居住地、消费观念和信息搜寻等对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