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保险条款对出口产品责任险投保的影响

出口产品责任险保单条款的设定对企业投保成本及风险规避程度都有直接影响。本文从企业角度出发，结合主要的保险条款进行分析，便于企业更好的投保出口产品责任险。     

严冬期企业投保意识不减反增

随着我国与国际市场的不断融合，主动为自己的出口产品上保险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是跟我国已经很大的出口规模相比，购买了产品责任险的出口产品还只是冰山一角。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不少企业开始重视投保相应险种，“省水省电但不省保险费”。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转换与升级研究——基于产品空间视角的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有着前所未有的迫切性。本文旨在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及其背后竞争力的变化进行研究,将异质性企业理论与产品空间理论相结合,构建企业层面的平均产品密度指标,从产品要素禀赋视角揭示企业进行产品转换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是否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的转型升级。研究表明:企业出口产品的既有要素禀赋和在产品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企业出口产品在产品空间中的平均产品密度通过对产品转换行为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带动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升级。     

FDI是否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外资通过生产效率、研发效率、竞争效应等渠道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广告效率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数目增加会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外资企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来看,外资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企业出口数据的机制分析

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存在双重效应,但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负面效应,鲜有对其潜在积极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机制分析,解开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对质量提升机制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门槛效应与出口产品种类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在企业规模大小与出口产品种类间存在差异：小规模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多通过门槛效应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大型企业更倾向出口产品多样性。     

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企业的工商人类学研究——基于汕头市案例

以汕头为例,分别从企业与保险公司的角度,运用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行为和心理进行分析,指出汕头小微出口企业面临贸易难和投保难的两难问题,提出政府统保是当前解决小微企业投保难的有效途径,进而帮助小微企业缓解贸易难问题。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立足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发展实践和多产品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通过纳入时空双重维度,从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产品集中度两个方面动态出发,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但对出口产品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从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看,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国有企业的产品集中度具有抑制作用;从贸易模式看,融资约束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从技术密集度看,融资约束越大时,低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越低,低技术和中高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会相应提高.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还为优化资金结构、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依据.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生产分割、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首先利用拓展的MO模型分析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生产分割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服务业开放扩大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工具变量法和替换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生产分割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差异化影响,显著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生产分割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质量两条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服务逐步融入传统产业的情况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2008—2021年OECD（经合组织）网站公布46个国家贸易限制指数以及海关数据库，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对研发强度较低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通过提升贸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冲抵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消极作用。据此，应从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深入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基于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缩减高污染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以及高债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提高利息负担、降低信贷规模和增加治污成本是绿色信贷政策缩减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重要机制。绿色信贷政策还能通过在位企业间资源重置与企业进入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总体缩减高污染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缩减效应会带来企业整体污染前端治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价格下降,有效“贷”动企业绿色发展。本研究对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一季度我省出口信用保险平稳发展

一季度全省共有433家企业投保出口信用险,与去年同期持平,投保企业交纳保费558．4万美元,同比增长12．4％;出口信用保险渗透率（投保额占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5．3％。一是投保出口额增幅回落。受一季度全省出口额增幅回落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全省投保出口额10．3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同比增幅下降40个百分点。     

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我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模式研究

企业年金资产管理模式有两类：信托管理型和投保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信托管理型和投保型的优缺点。指出我国企业如何结合实际进行年金管理模式的选择。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欧盟对华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统计分析

我国出口产品出口速度过快、出口价格相对过低、出口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难以获得是我国出口产品频遭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因此,控制出口速度、调整出口产品的价格、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待遇是我国出口企业避免反倾销风险的有效策略。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