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途径

公众参与是环境民主理念得以体现的有效路径,是形成社会监督力量的重要源泉,是实现农村环境整治目标的推动力,是明确环境权利的实践基础。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程度较低,主要根源体现在参与主体环保意识淡薄、公众参与缺乏权利基础、参与成本过高等方面。为加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提升参与主体的思想意识,完善相关立法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多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积极发展民间环保组织。     

宅基地置换促进农村养老与用地优化：逻辑梳理与成效分析——基于“三圈理论”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以“三圈理论”为分析框架,解析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案例,梳理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和实践成效,为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案借鉴。研究方法：“三圈理论”、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价值、能力、支持”维度的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政府政绩价值实现逻辑、村委会组织职能发挥逻辑、退地老人养老福利增进逻辑,主体均在模式推进中实现各自的“价值”成效。与此同时,政府、村委会、退地老人又在模式推进中进行着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并在互动过程中嵌入利益联结机制、行政权威驱动机制、强社会关系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了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实施。研究结论：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多主体利益及其实现逻辑,是协同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和农村主体老龄化加剧问题的有益探索,建议持续关注农村老人需求,以资源投入和制度供给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三要素,保障模式的持续推进,促进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     

西方国家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环境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它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公众的广泛参与在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改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的传统、大力的环境宣传与环境教育以及法律的规范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出参与的主体的广泛性、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和可行性及参与范围的深入与广泛性的特征,可供我国借鉴。     

公众参与、政府管制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标准误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政府管制、公众参与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管制和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有积极影响,交互效应在滞后一期才能改善环境质量。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联合作用机制并不能改善环境治理;而西部地区在治理污染过程中,公众与政府能够就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合作。空间效应回归检验中发现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策略性博弈行为;另外,"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得到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并未出现。最后,建议我国在环境污染治理中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联合作用机制。     

新时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繁重、农村基层行政力量薄弱、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能力提升、民主政治要求四个方面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由于多种原因,公众参与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农村现状看,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优化公众参与行为和效果,需要在健全公众参与法律法规、形成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加强公众参与组织建设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上下功夫。     

“三权分置”下的耕地保护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随着"三权分置"制度试点的推行,耕地保护从"二权"向"三权"的转变过程中,权利主体的增加增大了耕地保护的矛盾与冲突。明确各主体的权能范围,分析"三权分置"下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建立各相关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对等机制成为必要,以实现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化。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还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监督问责机制缺失、农民主体理性不足以及基层干部协商民主意识不强等实践困境。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应完善基层社会的协商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基层群众的协商权利,实行有效监督,建立问责机制,培育农民理性精神,增强基层干部协商民主素质,切实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东西部合作机制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东西部合作,是具有不同农业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东西部合作中的互动和互利,保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东西部合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有效的东西部合作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利益分配机制,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严格的行为约束机制和高效率的组织保障机制等。     

权力义务视角下完善向基层赋权的思考

2010年开始,向基层赋权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范围铺开。从权力义务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有现实的必要性。赋权的核心是行政权力的转移,以权力转移过程中涉及的诸要素为切入点,可以分析出多重权力关系和有关主体在其中的权力义务。在此基础上,通过保障行政相对人对于赋权的参与权、设计上级行政机关实施赋权的制度、消除上级行政机关赋权的依据问题和设计基层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制度等方式完善向基层赋权,既使行政机关能够有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又能对行政权进行有效规范、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     

耕地非农化风险及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研究目的:探寻合理分配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的方法,从耕地非农化风险角度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方法: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在耕地非农化中,各权利主体所担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假设各权利主体参与征地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各权利主体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中央政府占26%,地方政府占22%,村集体占17%,农民占35%;运用"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测算耕地非农化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是可行的。研究结论:以缩小征地范围、尊重农民意愿为条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体现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改革方向。     

个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组织化研究——以湖州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例

公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动力,个体既是主体,亦是客体,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和结果的建构,个体的有效组织显示出重要性。文章从行为人个体的生态行为和选择为逻辑起点,在分析个体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探讨个体的有效组织化路径、组织化平台的建设、各组织平台功能性的差异与耦合及与政府的互动。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安全政策有效性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信息公开是缩小食品安全信息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偏差的前提条件,有效的食品安全政策是提升食品安全现状的根本保障。为此,政府首先要确保食品安全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及信息渠道的畅通,其次要通过有效的食品安全政策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鼓励企业的诚信行为,最后通过鼓励非政府第三方机构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构建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非政府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机制。     

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现状及对策

农民工的社会权益是农民工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利益诉求等各方面的权利保障。维护农民工社会权益对于保障其合法权利,缓和劳动关系双方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权益保障的实现既需劳动者本身提高维护权利的思想意识,更需政府和社会创造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实现的机制和环境。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中权益相关方权利义务架构研究

在梳理有关法律法规和研究成果对水流权益相关方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水流权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架构体系,并结合实际案例说明了权利义务架构的实际表现。结果显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水流所有权界定明确,水流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水流使用权主要通过取水许可制度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组织和个人获得水流使用权。水流所有者依法拥有对水流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作为自然资源公共利益代言人更负有水流保护的职责。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是水流使用者应尽的义务,水流使用者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有关法规,保障水流的流量和质量及生态系统健康。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应对履行了水流生态保护义务的主体进行激励,并主要对水流生态服务供给者的发展限制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以及超出应尽保护义务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进行合理补偿。建议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水流生态补偿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将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到微观层次的资源使用权主体,构建水流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序开展常态下重点蓄滞洪区生态补偿。     

高度关注城市近郊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难题

人口结构的多元性、土地利益的复杂性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使得城市近郊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着特殊而复杂的难题。本文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应对:一是构建城郊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均衡;二是健全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各利益主体公平、公开、公正参与社会管理的公共平台;三是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机制,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提高社会自主与自我服务能力。     

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设计、政府主张和政府推进,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进行到今天,开始触及到改革者的核心利益,只靠改革者已经动力不足。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行政体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为公民服务,公民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推动因素,文章从公民参与的理论渊源出发,认为应该从改革设计民意吸纳,改革过程公众监督,改革绩效公众考核三个层面加强公民参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什么是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所谓公众参与,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我们提倡公众参与,是因为中国发展观与执政观的伟大进步,是因为中国民主法制与政治文明的逐步成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政府追求的是公共事务的综合发展成果,其主体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困境与出路

构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利于维护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权益、创新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升政府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能力的优先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在海洋塑料治理实践中纳入公众参与程序,但仍面临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明、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且动员不力、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困境。借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建立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塑料垃圾源头管制、推进各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意识等方面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分析

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且功能各异的主体参与。在众多的参与主体中,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而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国情所决定,政府又在其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各参与主体在行为动机、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调动其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带来将各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充分发挥各主体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诱导各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并促进各主体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协同,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