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干，村民说了算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主、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促进了农村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问题,如,部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不协调;村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对村民委员会监督难,特别是对一些不作为、乱作为的村委会,难以启动罢免程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甘肃省民勤县生态移民的成本效益分析

生态移民是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文章选取生态极其脆弱的民勤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该县农户的移民意愿和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农户的移民意愿主要取决于移民预期经济利益的得失;农户虽然在近期被动承担移民成本,但可以得到远期的移民效益.     

夸夸我们的村主任

张士成是我们城固县龙头镇军张坝村连选连任的村主任. 军张坝村四面高坡,全村千把户村民居住在坡下的平坝上.上世纪80年代初,张士成刚当上村主任就提出“要想富,栽果树”的号召.他卖掉了自家槽里的十头肥猪和两头牛犊,共2万8千多元,作为村民栽橘柑树苗的底垫金,购回橘树苗5万多株,又从村里挤出6万元,给村民购橘树苗.三年后,全村坡坡岭岭、沟沟岔岔两千亩荒坡地全植上了橘柑树,户均达五亩.到如今仅橘柑一项,户均年收入一两万元.移民户陈同喜说:“我从汉阴家乡被移住到军张坝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士成这样的好村官.”     

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以黄河下游为例

文章以Probit、Tobit回归模型为主要工具,利用来自黄河流域下游山东省46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研究了影响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性别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因素是对黄河上游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另外,显著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共同因素是对保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需要大量投入的知晓程度和居民年收入。     

村民对乡镇政府信任度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镇安县杨泗环乡、岐山县蔡家坡镇、武功县大庄镇及杨陵区“四地”村民及基层干部的调查，文章分析了村民对基层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以乡镇政府干部、乡镇政府政策、乡镇政府财务、乡镇政府服务、乡镇民主建设和乡镇经济建设六个指标体系中的21个指标进行量化研究，定量分析得出村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是0．705，结果可以看出村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达到了良好。作者借助DPS软件以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把影响村民对乡镇政府信任度的非主要影响因素剔除，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单独分析，最后针对性提出提高村民对乡镇政府信任度的建议。     

村域现代化与村民选举制度关系浅析

文章主要讲述了村民选举制度对于村域现代化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村落精英将村域现代化和村民选举制联系起来,文章认为村域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精英,而村落精英的寻找和培育关键在于村民选举制度的推广。同时村域现代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村民选举制和民主制的完善。     

“村改社区”视域下公共服务满意度与优先序研究——基于成渝的微观调查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成渝两市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主导因子分析、二值离散选择模型等方法,研究"村改社区"进程中村民关于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第1主导因子包括职业教育与务工培训、科技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政策服务、政府及村委评价等发展型因素;相对而言,民生型及设施型因素如医疗服务、卫生状况、道路建设、水利建设等因素降到了次要位置;而村民的个性类因素对其满意度无显著性影响。村民关于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层次性反映出"村改社区"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和相关提供主体的作为。     

社区治理对生态移民收入恢复的影响研究

社会治理能力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基础薄弱的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生态移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社会治理能力中的社区治理视角出发,结合内蒙古地区生态移民迁后收入恢复状况,采用社区分层模型研究社区治理因素与促进移民户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利用课题组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9个移民村搜集的404户生态移民户数据,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加强生态移民社区的社区治理不仅对搬迁社区和谐稳定有积极作用,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而且对生态移民户的收入恢复和增加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加强政府社区治理力度,为搬迁移民提供更好的入住环境可以帮助移民收入加快增长。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款支配意愿方式的研究——基于江苏盐城A村的调查

文章以江苏盐城A村为研究对象,对该村的失地农民拆迁补偿款的支配意愿方式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引导农民形成健康合理的资产支配方式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委会面临的矛盾冲突与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村民自治飞速发展的同时,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地区村委会的运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村委会面临一定的矛盾冲突。文章通过对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委会面临的矛盾冲突的分析,提出了相应地解决矛盾冲突的对策。     

村民请愿“吃低保”的支书周金儒

正2016年,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馆驿村的村民大会上,20多户村民联名提出申请,让他们的支书周金儒也享受低保待遇。有人惊奇,村民为何联名请愿,让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吃"低保?原来,51岁的周金儒10多年来一心为村里谋发展,修公路、建水塔、拉电网,将一个偏远极贫村打造成了生态美丽乡村,却将自己累倒在扶贫一线,每年数万元的医药费让一个小康之家陷入贫困,他     

基于幸福发展视角的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测度——以西藏林芝鲁朗镇为例

文章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思路,以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为研究对象,从幸福发展的角度出发将该景区实施旅游生态移民后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表现纳入了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构建出旅游生态移民的指标体系,并对鲁朗的生态移民影响进行了测度。     

对村民起诉村民小组要求分得土地补偿费的法律探讨

文章探讨村民起诉村集体要求分得土地征地款,法院应否给予受理以及如何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     

整村推进中的村民参与机制与精准扶贫——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

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从村民参与角度探讨了整村推进的实践逻辑和扶贫效果。研究表明,在一个县域之内扶贫机制既定的情况下,村民参与机制是影响整村推进扶贫效果和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对扶贫资源的性质和利益相关者认识不清,在村民集体参与下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资源的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益贫效果减弱;贫困户能力贫困,自愿参与项目中资源获致受限,造成资源向中等及以上农户集中,影响整村推进的目标实现。为了实现整村推进的扶贫目标和精准扶贫,建议明确整村推进资金和项目的性质,对农户分类,加强贫困群体的参与。     

农户土地入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调研实证为视角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创新的一种产物。农户作为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微观主体。其入股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该文以江苏省内8个区县（市）322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e模型分析论证了农户土地入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村年人均纯收入、村干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于农户土地入股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并且苏南和苏北两地农户的入股意愿也存在一定差异。据此,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村民资格纠纷及解决路径

村民资格纠纷主要表现为村自治体取消或者不赋予相关人员村民资格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一些村在集体财产分配中产生的纠纷。它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村民自治的进程,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解决此类纠纷是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且解决村民资格纠纷的路径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两山”理论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来自浙江省安吉县余村140名村民的调查分析

以"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利用SPSS与Stata,运用均值的T检验等方法研究140名村民就"两山"理论如何促进乡村振兴的感知变化。研究发现,"两山"理论提出前后四个时间段里,村民普遍对"两山"理论促进乡村振兴的认知度较高,具体表现在对乡村环境改善、明确村主导产业、村庄经过统一规划、医疗机构完善、养老服务到位、能吸引外来投资等方面的满意度均有所提高,同时村民生活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其中,明确村主导产业和乡村环境改善都能大幅提高村民感知程度,而乡村环境改善的影响更大,但村民对吸引外来投资的感知程度提升相对欠缺一些。     

天堂寨社区居民旅游就业意愿多重对应分析

文章以天堂寨周边农村社区为例在问卷调研与深度访谈基础上采用最优尺度分析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了天堂寨农村居民旅游就业意愿与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多重对应关系,识别了居民旅游就业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依据旅游就业意愿天堂寨农村社区居民分为直接旅游就业、间接研究就业与无法参与3个群体。(2)影响居民旅游就业意愿的因素主要有现在的工作、文化程度与居住村位置。文章对于制定社区旅游就业支持政策有借鉴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公共事务管理研究——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文章通过对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的回顾与对目前其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完善苗族村寨村民自治制度的措施。     

村民资格纠纷及解决路径

村民资格纠纷主要表现为村自治体取消或者不赋予相关人员村民资格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一些村在集体财产分配中产生的纠纷。它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村民自治的进程，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解决此类纠纷是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且解决村民资格纠纷的路径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