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贷款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分析

在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商业银行次级贷款的总额攀升,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主要经济指标的主成因分析,探讨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次级货款的影响和贡献率。分析表明,作为虚拟经济指标的上证综合指数对次级贷款余额的波动有重大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健运行是次级贷款余额下降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操作层面上可通过扩大内需、改革市场,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外部信用环境等措施降低商业银行的次级贷款余额。     

次级贷款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分析

在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商业银行次级贷款的总额攀升,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主要经济指标的主成因分析,探讨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次级货款的影响和贡献率。分析表明,作为虚拟经济指标的上证综合指数对次级贷款余额的波动有重大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健运行是次级贷款余额下降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操作层面上可通过扩大内需、改革市场,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外部信用环境等措施降低商业银行的次级贷款余额。     

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中国14家商业银行1996～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度这些银行的利润效率状况及变迁趋势,并基于测度结果,运用面板数据检验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水平的因素。随机前沿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期内14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水平呈现下降之势。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会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水平,但统计上不显著;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水平;银行自身变量中的银行资产收益率、净利息收入率以及贷款规模显著影响其利润效率水平,而银行产权结构、非利息收入对利润效率水平影响不显著。     

市场竞争、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调整

本文通过运用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6～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市场竞争下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资本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对称。其次,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对银行风险行为无显著影响,其要害在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工农中建化"现象。再者,市场竞争对银行风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它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大于资本约束。也即,伴随着国有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多元化产权竞争格局逐渐形成,一方面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家声誉的不可退出性,使得中国银行业在完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默许下,内生出风险承担偏向。     

中国商业银行再造影响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本文从战略、技术、人员、管理、结构、资源和环境7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再造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6个影响显著的因子,即客户导向战略、信息技术能力、领导因素、培训和激励、组织协调和市场竞争压力.同时指出在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尚未完善、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和传统文化影响下,组织结构正式化、组织结构集权化、员工的支持及参与和组织资源等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再造的影响与国外文献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本结论使银行管理者能够对重要影响因素给予适当的重视和投入,以获得实施再造的理想效果;同时,也揭示了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再造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     

信用风险转移与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扩展的CAPM模型,测算了贷款转让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转让之后,系统性风险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四大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比其他商业银行的提高更为明显。系统性风险水平的提高来自于商业银行与市场相关性的提高,银行个体的风险水平是下降的。银行通过贷款转让行为将个体的风险转移到市场中去,提高了市场相关性,因此提高了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仅将监管重点置于银行个体的风险暴露水平,亦应重点关注银行个体行为对市场整体风险水平的影响。     

基于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的经理自主权行为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以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为经理自主权的代理变量,分析中国商业银行经理人员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方面的自主权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存在使用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调整资本充足率和盈余管理的行为,银行还使用其来缓解风险和融资压力;银行经理人员主观感知到的经济下行和监管压力对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有显著影响,经理人员在感知到经济下行后会减少计提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性。     

特许权价值、市场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

银行业的风险程度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的稳定与发展,控制风险是银行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主要从特许权价值和市场竞争的角度分别展开分析。本文以156家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分析了银行特许权价值、市场竞争程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因素主要来自银行因素而非市场因素;在没有控制内生性的前提下,发现银行特许权价值有效地约束了银行风险,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增加了银行风险行为;在控制银行风险和特许权价值内生性后,发现特许权价值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约束效应基本不存在。因此,要维持银行业的稳定,需要规范银行的竞争行为,提高特许权价值的风险约束效应。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影响

伴随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关于最低资本监管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以及银行的贷款量的影响情况,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探讨重点。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银行资本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分别与监管压力显著正相关。     

产权结构与商业银行贷款中的风险行为

产权结构是集中反映当前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特征的重要变量.基于我国14家代表性商业银行1994～2004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产权结构差异对银行贷款中风险行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放贷过程中,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更加谨慎,上市银行比非上市股份制银行更为谨慎.此外,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中的风险行为.银行贷款风险对存贷利差的变化并不敏感,对此尚未完成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可作为部分解释.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