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     

“九五”时期深圳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

深圳作为我国率先建立的经济特区,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防小镇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特区城市,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在“九五”期间,深圳如何面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迎接挑战,再创优势,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率评价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为基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区域“双创”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各地区“双创”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研究显示,目前各区域“双创”效率发展不均衡,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个别地区达到1以外,其它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缺损。最后,根据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小,对31个省市的“双创”效率进行四分图归纳,根据归纳结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双创”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投资银行如何介入“债转股”

1999年我国仿照美国 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清理信托公司)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把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经营。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全年同 66户国有企业签订了“债转股”协议,约有 834.63亿元债权将转化成股权。从这些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情况来看,“债转股”确实起到了放松长期以来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紧箍咒”--资产负债率较高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与新进展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文献对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及新进展,主要包括负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负利率与资产价格关系,“零利率下限”和“负名义利率”。作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指出了下一步研究可能的方向。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化同步”大视野下我国的耕地保护

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重点剖析近年来我国耕地非农化趋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住房保障、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独立工矿地等方面全面分析未来建设用地需求,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和地情,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土地论土地”的传统思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建议。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增值税全面“扩围”的税率设定探讨

增值税税率的设定是我国实现增值税全面“扩围”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能否真正实现。本文根据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了模拟测算,得出增值税全面“扩围”的标准税率取值应当在9%~13%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考虑了全面“扩围”带来的税收减收因素和税制的国际竞争因素,提出标准税率应确定为13%或略低于此的水平。同时,税率档次应在现有税制基础上进行简化。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房地产“限购令”的调控机制与政策反思*——基于单中心双环城市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政府推出房地产“限购令”,以期调整房地产市场,控制城市房价。本文构建了带“限购令”政策约束条件的单中心双环城市住房市场模型,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房地产“限购令”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限购政策使大中小城市房价均有所下跌,中小城市房价的下降幅度大于大城市的幅度,城市的投机性住房需求越大,限购政策的效果越明显。本文认为“限购令”作为非市场调控手段,仅可作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应充分考虑城市的异质性特征,对限购政策进行辨证选择。     

“八五”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

“八五”时期(1991-1995),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许多国有企业仍然实行,股份制试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和18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试点开始起步,国有小型企业改革形式多样。